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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回顾:红军长征到陕北的一些主要活动

2020年09月22日 09:01:00来源:榆林党史 作者:佚名 浏览数:173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出腊子口,在吴旗(起)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北上先遣队出草地后,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团结好部队,创造条件再迎接左路军北上。

然后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

打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性的一仗。腊子口是通往岷县的一个奇峻的隘口。这一仗是我们报告毛泽东同志,他亲自决定打的。并以毛泽东、我和林彪联合署名,在9月16日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彭德怀同志。电报开头就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随后,我们一军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即根据毛泽东同志下达的决心,冒雨赶到二师去,把师长陈光和四团干部叫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则驻在朵里寺等待我们的消息。

16日这一天,四团还没有到达腊子口,在路上就打了两仗。打的都是鲁大昌十四师派来堵击我们的部队,它的两个营都被我们打垮了,消灭了它一部分。

下午4时,四团先头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我们在腊子口外,边看边惊叹腊子口诚乃一处天险。要北上,非走此山口不可,别处无路可走。没有想到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土山中,居然有此险峻地形。口子很窄,只有三十来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似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七八十米宽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惟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四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四团当时决定,由杨成武政委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敌人,达到全歼敌人占领隘口的目的。我们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入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木桥的连队几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人死守桥头堡。从右岸石壁上敌人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50公尺内,构成了一片火网;爆炸过的甚至没有爆炸的手榴弹柄,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我攻桥的部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木桥。与此同时,负责从右岸峭壁间迂回敌人的两个连队,经过指挥员精心组织,在上游不远处,用马匹将他们驮过了河,然后由一名自告奋勇、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带领,一批一批地,一层一层地用裹腿带牵引着,攀上敌人右岸峭壁的后坡。许多同志勇敢跳下岩层,像从天而降似的急袭了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卸甲。这时我攻击桥头的那个连队又开始了他们的第六次攻击。两下夹攻,敌人狼狈逃窜。到9月17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并在当天穷追90里,占领了大草滩(即现在的三草滩)。缴获粮食数100000斤,盐2000斤。尤其是回、汉族群众对我们红军的热情欢迎,这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部队,真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措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腊子口一打开,我前锋侦察警戒部队一直前伸到甘南重镇——岷县。我们过了腊子口,当夜又翻了一座山。山虽不太高,但正下着雨,天黑路滑,真是难走,一不小心,就掉到山涧里去了。过这座山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为了赶路,我骑在先念同志送给我的那匹骡子上,任它走吧。还好,顺利地到了山脚下。一过山就是大草滩,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这地方回民烙的大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北方人叫锅盔。我们买了不少。因为饥饿,吃着真香,于是又叫老乡烙了一些。后面毛泽东同志他们来了,吃了也赞不绝口。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份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份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苏区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9月22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我任一纵队政委,下属一、二、四、五、十三大队,也就是五个团。二纵队司令员是彭雪枫,政委是李富春。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由叶剑英同志任司令,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支队由7000多人编成。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抗日,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苏区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蒋介石急调胡宗南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9月底,我四大队先占领陇西,紧接着我一大队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万余人口的城市,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300多人。部队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然后向陕北前进。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的部队几次和敌人的骑兵遭遇。我们在草地上打过骑兵,但有的部队仍不知所措,如何打骑兵提到了教育日程。我们的部队历来是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如何打法,确是一个新课题。林彪当时对这个战术抓得很紧,部队都学会了打骑兵歌。越过六盘山之后,10月7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六盘山驻有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军,驻青石嘴的是它的第七师第十三团的两个连。当时,他们在村里休息,我和林彪、左权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把马鞍子卸在地下在那里休息,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的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100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我们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副连长就是日后驰骋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骑兵团长刘云彪同志。

第二天,四大队走前卫。走到白羊城附近,天刚蒙蒙亮。驻庆阳敌人邓宝珊的两个地方小团队,迎面来了。敌人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四大队临时组织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落地把先头那个部队消灭了。我和朱瑞主任到达四大队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俘虏都集合起来准备上送了。

10月18日部队到达吴起镇附近,10月19日我们正式进了吴起镇。这时,宁夏二马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上来了,紧追在我们的后边不放。行军掉队的战士吃他们的亏不少。我们到达吴起镇时,已经是下午了。一纵队还在抗击骑兵的气势汹汹的攻击。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当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我心想,把敌人带到陕北去也确实不好呀!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志同意第二天早晨出击。10月21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在迂回吴起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两千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这次作战,我们不幸牺牲了第二大队队长李英华同志。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队伍,我们的骑兵连就更充实了。

我们初进吴起镇,看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了!从此我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休息了几天。知道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陕北了,还派了人来和我们联络,真是令人高兴。11月6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一军团返回陕北以后,驻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休整。

1936年5月14日,一方面军在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我和林彪带着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带着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博古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

会议指出,我们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应该受批评。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随后不久,中央颁发新的任命: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我仍任政委。

我们欢送了林彪。分别前,我们互相征求了意见。本来,我对林彪在太相寺会议上所抱的不吭气的态度是有意见的。一军团犯的本位主义还起因于他。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同志打电报来,要我们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我拿过电报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一军团有的连队也不充实,有的连应有的班的建制都编不全。我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也有本位主义思想。后来我们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请求免拨。所以在太相寺会议上,我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精神都没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特别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应该多看到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可是他对于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争论,仍耿耿于怀。他归结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回答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4月28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太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执行西征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苏区,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一线的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五骑兵旅的骑兵。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6月1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逢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我们一到,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二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攻坚战就开始了。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出来了。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都向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同志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4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野骡子退守西北角的大碉堡。担任助攻的五团也由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带领,攻入西北城角。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干部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6月3日,我们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驰援曲子镇的六个营的敌人遭遇,被我们主力击溃,俘虏敌人1100多名,内有营副、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没有,因为二马的部队有个特点,营长以上的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行动。我军在击溃了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突围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6月下旬,西征进入第二战役,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入陇东的靖远、海源县境。部队继续西进,一路是很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阳曝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休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比较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捡牛粪燃篝火防寒。尤其是好些地方都是苦水区,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几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方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着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地不过早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士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宾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第一个战役中就把他的主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打了政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我们攻进去以后,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武器。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伤俘一起被我们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冶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上来以后,她两手满是戴的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们一起放走了。第一次战役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是署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镇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野战军司令部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缴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工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7月底,一军团集结在陇东的豫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豫旺堡,二师集结在豫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豫旺堡以南90里之梨花嘴,四师则在豫旺堡东南80里之毛居井。8月1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的任务。2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革命大竞赛,豫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豫旺堡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可记的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豫旺堡。斯诺在采访时,给一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辗转前来看了我。她来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豫旺堡。张瑞华经组织安排,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辗转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豫旺堡一军团军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五年之久。听她讲述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豫旺堡住了两天就回保安去了。

7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在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再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8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是陈赓同志,政委是杨勇同志。我们经过几天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9月18日,我第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10月1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5日,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9日,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会宁。10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于19日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相继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会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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