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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2020年10月17日 05:51:19来源:陕北阳光 作者:薛喜刚 浏览数:458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陕北民间的记忆多从明代开始,村庄的形成、庙宇的兴建、族谱的修立大部分始于明朝。考现在绥民之祖籍,多称先祖是明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枸杞子畔或大槐树迁来,还有一部分人称他们是明代从江南来绥德戍守屯田的军籍后人。

修于乾隆年间的《绥德直隶州志》中对移民有明确记载:“(洪武)六年(1373),设绥德卫指挥使司,迁江南上江之军于其地,立屯田法戍之,州军籍始此……九年(1376),诏山西汾、平、泽、潞之民迁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州民籍增此。”相差三年,绥德大地上出现了大量各地的移民,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移民是身不由己别无选择的任务,在一个大移民的时代,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会怎样。疾病与饥饿、战争与苦难,都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从山西来,属民户;他从江南来,隶军籍。远离故土来到人生面不熟的异地,要克服水土差异的问题,要解决语言交流的困难,匆忙而至,来日方长,他们在阳光下守家园,在月色中荷锄归,张姓或李姓没什么区别,慢慢成为乡里乡亲,进而发展为亲戚,繁衍生息,有的姓氏发展壮大,瓜瓞绵延,从一家人发展为一个村,子嗣分支若蒲公英一般又四处迁移,生存于陕北乃至西北诸县的许多个村中,成为这一片土地的主人,成为陕北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承人。也有部分姓氏不知所终,但保留的村名或各种碑石中依然记载着他们生存过的痕迹。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长空万里山河远,沧海桑田数百年。旧时燕雀今安在,风平雨闲草如烟。拂去历史的尘烟,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条艰难的迁徙之路。

从远方迁徙而来后,他们住在那里,那里就是家,便有了鸡叫狗咬,有了烟火气息。今天的绥德撤乡并镇后,辖15个镇,600多个村庄,36万人口。可在600年前的明代,又有多少村庄,多少人口呢?这些村庄和人口又是怎么管理的呢?

明清时期没有乡镇这一级基层政权,绥德的一些老年人只记得有“三川七里”之说,《绥德县志》中记载的也是“三川七里”,但“三川七里”是怎么划分的,县志和各种史籍中的记载也是语焉不详,今天还能找到“三川七里”吗?

要说“三川七里”还要先从明代绥德的建制说起。

明朝的行政建制是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格局,绥德最初设州,隶陕西布政司延安府。洪武四年(1371),绥德又设置军事机构绥德卫,直隶中央五军都督府,卫置指挥使司,绥德卫统领前、后、中、左、右5个千户所。卫所兵制是明政府为防御蒙古人南侵而设计的,实际上就是把军队的编制与土地开发结合起来,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卫所制解决了部队的供养问题,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根据军卫法,军官与士兵皆附卫籍,世世不得更改,附籍之后授地置业。入军籍者,可免除其他方面的徭役与赋税。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因为蒙古人不断骚扰边地,东胜卫内迁,明朝北边防线内缩,绥德卫走上一线军事堡垒的位置。根据形势的变化,正统元年(1436)设管辖范围更大的延绥镇,辖延安、绥德、庆阳三个卫所,是明代九边军事重镇之一,治所就设在绥德,当时绥德卫辖百户所50个,绥德成为陕北的带头大哥。三十多年后的成化七年(1471)又增设榆林卫,到了成化九年(1473)时,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将镇治所由绥德迁至榆林,从此名不见经传的榆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迁治所的原因在《明史·余子俊传》中说的比较清楚:“初,延绥镇治绥德州,属县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康熙元年时绥德设城守营,靖远卫的党宗圣为首任守备。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绥德卫裁撤,雍正二年(1724),存在了260年的延绥镇撤销。雍正三年时(1725)绥德州升为直隶州,除领米脂县外,又增领清涧县,雍正十三年又领吴堡县。

从明代起绥德就是一地两制,建置有州有卫,户口有军民两种,州衙府管民户,卫所管军籍户。对此《绥德县志》中的记载是:“明初……曾遣江南上江之军屯田戍守,此后绥德人口始有屯人与民人之分”,江南上江指今安徽,今陕北不少族谱提到其先祖由安徽迁来,这也印证了明代戍边移民之说。当时民户以110户为一图(里),推选人口和地多的10户轮流当里长,剩下的100户分为10个甲,每甲10户,轮流充当甲首。军籍户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2名,小旗10名。

万历年间,绥德有民户1112户,14270人;军籍户5380户,43530人,可见当时军籍户人口远高于民户人口,军籍人口不仅户多人众,占有耕地也优于民户,他们占的多是宽衍川地,民户只能占陡峭山地。雍正八年(1730)拨李奉等36个百户归榆林、怀远、米脂、清涧后,绥德只剩十六百户所了。光绪版《绥德州志》记载,乾隆四十九年,有民户8206户,72809人;军籍户6380户,28364人。相比万历年间人口,民户大增,军籍户因改拨而减少。到光绪年间,有民户10035户,67755人;军籍户5095户,33390人,总人口与乾隆年间基本没有变化。

据顺治版《绥德州志》记载,明洪武初编民户为三坊十图(里),明成化后,民户陆续逃亡,人口减少,从万历年间民户人口数可以看出一个里平均只有2000来人,彼时绥德州境远大于今县境,一个里相当于今2-3个乡镇,可见当时村小人稀。毕沅在《绥德直隶州志》序言中记载了三川七里:“本朝而绥州编户合民与屯定为七里三川。”光绪版《绥德州志》中对“三川七里”有清楚的记载:“计隶卫屯地有东西南三川。东川百户七,曰王阙、王杲、陈镇、孙钦、高锐、东王钦,西王钦。西川百户四,曰杨天云、郭正、张炳、袁钦。南川百户五,曰张堂、谢荣、胡荣、宋文、张勋。隶里民地七,曰宣化里、和市里、永和里,兴贤里、义让里、常宁里、福乐里”。

“三川”以地理方位命名,“七里”的命名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宣化”代表官方的价值诉求“宣布君命,教化百姓”,“永和”是期盼永远和平,“兴贤”是渴盼贤能人才,“福乐”是翘盼幸福安乐,“常宁”是切盼长久安宁,“义让”是大义的谦让。只有“和市”令人费解,或有和睦集市之意。宋与西夏的合法贸易市场分为“榷场”与“和市”两种,榷场规模大,和市次之,绥德在金代曾设“榷场”,和市的名称应该与贸易有关。

时光飞逝,战乱频繁,地处四省通衢的绥德从来都不是一块悄无声息的土地,将军士卒于此跃马扬鞭开疆拓土,文人墨客路过无不感慨边塞烽烟。如今战鼓不再敲响,只有春节的腰鼓队伍里才能感受到古代将士的英姿飒爽;脚夫的信天游还在传唱,那已成为响亮的陕北文化元素。我们沿着河流在大山深处的村庄里去寻找斑驳的记忆,希寄找到曾经的坐标,打捞沉睡多年的乡土历史记忆。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东川

东川有王阙、王杲、陈镇、孙钦、高锐、东王钦、西王钦七个百户所,这些百户所驻地在哪里呢?

在《米脂县志》中有这样一条线索:“雍正八年(1730),将原绥德卫西部部分军屯地和马湖峪以北至响水堡川区3个百户所部分村划属米脂县”,这三个百户所指的便是属绥德东川的孙钦、高锐和陈镇百户所。《横山县志》中也有对孙钦、高锐和陈镇百户所的记载,只是陈镇写作陈正:“(民国)十一至二十四年,废堡置区,领969村。三区响水堡领戴洪、王一林、孙钦、孙隆、王尔、马昴、高锐、陈正、黄成、糜梁百户及口外214村”。

从《米脂县志》和《横山县志》中的记载可知,孙钦、高锐和陈正(镇)百户所在马湖峪至响水堡之间,直至民国时期还保留名称,属横山县的响水堡所辖。

终于在民国版的《横山县志》中找到这三个百户所属的村庄,也能够大体判断其范围。孙钦百户辖22村,分别是:马兰地、张家墕、坊则墕、高家坬、寨则峁、王家沟、柿坪、周家坡、杨老庄、黄蒿峁、老杨峁、伙佃则、刘家峁、南塔、范高梁、小界则、袁庄伙、思家墕、柠条圪垯、高庙山、头道坬、黄柏庙。这些村庄名称在地图上大部分都能找到,从武镇的寺坪往北一直到南塔而止,到现在这些村庄还在共同举办二月二清醮大会。高锐百户辖9村,分别是:武镇、王家台、高崖窑、张家湾、高家沟、刘家渠、桥则沟、邓家墕、康家庄,这些村庄分布在武镇河(下游称马湖峪河)两岸,东起康庄西至武镇。高锐百户后来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曾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据《高岗传》记载,高岗先祖高锐,有五子,为左右九村百户,人称高百户,高岗正是武镇高家沟村人。陈正百户辖9村,分别是:拓家山、谢家沟、丁家庄、张府河、郭阳畔、二石磕、龙眼沟、韩家渠、小李家坬,这些村庄集中在王有地村北往党岔的“横米路”周围。时光流转,村庄的归属也因时而变,地名的变迁就是一部乡村的历史,《横山县志》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绥德四十里铺镇祁家沟的“重修关圣帝君、观音菩萨庙”石碑中有重要发现。此碑立于道光六年(1826),碑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绥郡东川王杲百户祁家沟,旧有关帝、菩萨庙一所,考其碑碣,昉于雍正八年,国俊祁翁实建立焉。越至道光年间,圣像剥落,栋宇凋残”。从碑文中可知祁家沟当时属东川王杲百户所辖,祁家沟今属四十里铺镇,在无定河西岸的一道拐沟中,距离无定河约6公里,沟口是道教名山龙凤山。龙凤山又叫五十里寨,山有明清古寨遗址,王杲百户的治地或许就在龙凤山周边。每年三月龙凤山庙会期间鼓乐声声,香烟弥漫,但没有人记得王杲百户了。

1941年马振国先生在《创修马氏本支宗谱》序言中写到;“陕西绥德有我马氏者,由来已久,溯其始,始于扶风郡,后迁绥德东门墕,相传二百余年,卜世六七,宗派本支,远不可考。厥后又迁无定河西马兴庄。有昆仲二人,一人袁钦百户,一入西王钦。人袁钦者,名家美,生子正道、公道,正道生兴元,又生一女。公道也生一女。兴元以后,振德于之承嗣。人西王钦者,生三子占元、占杰、占根,生一女聘于王。占元等于同治初年由东迁西,又住桑园儿,家业颇丰,子嗣不若螽斯”,从此家谱序言中可知此马氏在绥德东门墕居住二百余年后,迁移至无定河西四十里铺镇的马兴庄(原属赵家砭乡),同治初年,一支西迁至子洲县苗家坪镇桑园儿村。同住马兴庄的兄弟两人居然入了不同的两个百户所,这样看来属西川的袁钦与属东川的西王钦两个百户所应该是相距较近的。

在石家湾镇叶家坪村的“重修圣母庙”碑中找到一条西王钦百户的记载:“州郡西三十里,西王钦百户张灵地,有庙焉,房仅一楹,像止三尊,不知创自何时”。这是雍正十年(1732)所立的碑石。东王钦和西王钦本是一个百户,是雍正八年才拆分开的,其所管辖的地方应该比较靠近,石家湾镇的叶家坪村属西王钦,东王钦极有可能就在叶家坪的正东方向的麻家沟上下的十里铺到三十寨之间。在三十寨村青阳寺的《青阳寨新建佛殿记》中找到如下记载:“去州治北仅壹舍许,地名青阳寨,绥德卫屯田也。”此碑立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五月。庙内还有天启元年(1621)所铸钟一口,上书:“陕西绥德卫都司三十里寨清杨寺佛殿造钟一锞”。从这些文字资料上看三十寨村当时属卫所屯田,是不是东王钦还不能确定,而十里铺叶姓也是屯民,属哪个百户没有确凿证据。

东川还有王阙百户信息暂未找到。

这样看来,东川主要指无定河川,从绥德向北直到今横山县的响水镇,明明是向北的川地为什么叫东川?暂时没有答案。一条无定河带走多少往事,还不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隐藏在大山的皱褶深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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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

西川有杨天荣、郭正、张炳、袁钦四个百户所。

《子洲县志》记载:“明代,本境分属延安路绥德州、清涧县、米脂县管辖,隶延安府。明代绥德有州有卫,今县境内大理河及小理河川区归绥德卫管辖,系军籍,为屯田。大理河川有袁钦、杨天云、郭正、张炳四个百户所,小理河川有一个百户所,即赵世相百户所。绥德州有三坊十里,在本境属地,已无从查考。”从《子洲县志》记载可知,杨天荣、郭正、张炳、袁钦四个百户所就在大理河川。

子洲县周家硷镇万氏后人珍藏撰于同治七年的《万氏宗谱》,其中就有张炳百户记载:“西迁始祖讳荣,字耀区,本贯山西潞安府附郭长治县牛女二里人……不知何时隶西川张炳百户旗下……”,周家硷镇万氏居阳庄、营盘等村,当时属张炳百户,营盘村得名或许就与百户屯兵有关。子洲县三川口镇的务庄二郎庙有铸于康熙年间的一口钟,铭文中有“延安府绥德州西川张炳百户”的字样;马蹄沟镇吴家山村庙中存有清乾隆元年(1736)十月所铸铁钟,铭文中亦有“陕西延安府绥德州张炳百户旗下”字样。务庄在岔巴沟河西,吴家山在小河沟河流域,两村只有十公里的距离,俱不在川道里,但与周家硷却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

子洲县三川口镇田家沟普济寺康熙三十二年所铸钟上有“绥德州袁钦百户田家沟”的字样;三川口镇麻地沟佛庙中康熙五十二年所铸钟上记有“绥德州袁钦百户麻地沟”字样。麻地沟和田家沟均在岔巴沟河的河东。上面讲东川时说到马兴庄马氏有一支入籍袁钦,后居子洲县苗家坪镇桑园村,亦在大理河流域。

西川四个百户中还有杨天荣、郭正两个百户没有找到信息。大理河奔流不息,从绥德县城到子洲县的周家硷镇60多公里的西川百户早已化为民,只有地名和庙宇还保存着些许模糊的记忆。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南川

南川有张堂、谢荣、胡荣、宋文、张勋五个百户所。

《清涧县志》记载:“清雍正七年(1729),(《绥德州志》记载为雍正八年)绥德卫改拨屯民宋文百户同张勋百户分隶清涧赵家沟、军家屯、阎家沟、姜家寨子、石台寺、官坬、西山坪、石嘴驿、西沟里、慕家河、小慕家沟、潘家沟、上二十里铺、赵家崖腰、朱家原河、徐家沟、梨家湾、下二十里铺和营田19村,俗称屯里。其中宋文百户8村,张勋百户11村。”

宋文百户同张勋百户所辖的19个村庄中阎家沟、姜家寨子、西山坪、潘家沟等村在地图上搜索不到,赵家沟、军家屯、石嘴驿、西沟里、慕家河、小慕家沟、上二十里铺等村在清涧城东北,当属宋文百户;石台寺、官坬、赵家崖腰、朱家原河、徐家沟、梨家湾、下二十里铺、营田在清涧城西南,当属张勋百户,这些村庄大都在今天的210国道附近。

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立的绥德《创修东岳行祠记》碑记中有百户“宋文”字样。万历十七年(1589)合龙山的《新建玄帝行宫碑记》中记有“张勋百户”字样。

今天的清涧地只有这两个百户所的信息,还有三个百户下落不明。在《清涧县志》还有如下记载:“田庄堡在县北一百一十里明嘉靖年北虏入寇居民屡受其害,城堡道张愚筑此东西二门,周围四里,民屯杂居,路通绥德州。”从以上文字看当时田庄堡属清涧是有屯民的。田庄镇卧龙岗玄帝庙有顺治年间重修玄帝庙石碑一通,碑记由东望山人孙际美撰写,开头一句是“余籍古吴,军戍绥边,世居兹土”,从碑文中可知孙际美祖上从南方来绥德戍边,驻守田庄镇。田庄在绥德之南,这里有没有百户所?有待考证。

宣化里

在光绪版《绥德州志》人物志中记载的有明确里属的,宣化里人是最多的,有40余人,涉及郝、马、王、阎、高、侯、任、张、李、花、吉等姓,这些姓氏里又以王、马、阎、郝居多。宣化里这么多的人被记录进州志,可见宣化里是一个文化之里。但宣化里在哪里还一直存疑。在顺治版的《绥德州志》中我终于找到关于宣化里的一点线索:“……编户十里曰宣化坊附郭,领宣化一图……”,从州志记载来看,当时宣化坊只管理一个宣化图(里),坊与图(里)同名,这里有一个后来志书中再没出现的词叫“附郭”,“附郭”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用语,指下一级治所与上级治所设置于同一城池内的状态。绥德的这种情况较多,州县之治常为一地,甚至在废帝元年(552)时今绥德设绥州、安宁郡和上县,三级治所在同一地。由此可见,宣化里就是当时的县城,宣化是为君王宣布命令,教化百姓的意思,这里应该就是官府所在地。

在满堂川镇薛家寺的龙泉寺中有一块立于万历四年的“新建玄帝庙碑”,碑中发现如下记载:“义合镇致仕官郝豸”,致仕官是退休干部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郝豸为义合镇的退休官员,但州志中记载郝豸是宣化里人为明嘉靖年岁贡。嘉靖与万历之间只隔了在位七年的隆庆皇帝,此郝豸应该就是彼郝豸。这就要追问义合镇是个什么建制?和宣化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州志中还记载隆庆年间的进士郝汝松,他官至山东按察副使,亦是宣化里人,但现在不少文章都把郝汝松记为枣林坪人,应该有误。《绥德直隶州志》记载郝汝松在大会坪(今白家硷)建有别墅,或许郝豸也是这种情况。

和市里

《四十里铺镇志》记载四十里铺镇明清属和市里。

《西贺家石村志》记载:“明代洪武年间,绥德州将民户编为三坊十图(里),西贺家石属兴贤坊和市图。清朝,绥德民户设七个里,贺家石贺姓属和市里四甲。”

张家砭二虞山《观音寺绘像碑记》中也有和市里的记载:“计赡庵地一段六亩三分,系和市里安家庄施舍,并无起科粮草,东至水渠,南至上月硷,西至大河,北至官路,各为界”。碑为天启六年(1626)所立。

和市里有著名的刘氏家族。光绪版《绥德州志》人物志中有刘彝鼎一条记录:“刘彝鼎,号象铉,和市里人……然其后,自廷杰而下,廷亮、廷向、廷顾、廷勃及祖愚、大年、嗣孔、沛年、瑶、瀛、法、沅,明经科名历五世相续”,。《绥德州志》冢墓一节中记载了刘彝鼎的儿子廷杰墓::城西二十里铁炉山,父彝鼎墓左下”。刘彝鼎之孙,曾任四川夔州府大宁县知县的刘祖宪墓志铭中也有和市里的记载:“公讳祖宪,字心祖,世为绥之和市里人,生于顺治九年壬辰六月二十一日午时,卒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初一日戍时,享寿五十有七……启公柩与诸孺人合葬于祖茔此山之阳”。城西二十里的铁炉山在今石家湾镇塔上村,而刘氏后人在今张家砭镇的问沟村,问沟在无定河流域。

和市里还出了著名的黄氏家族,出现在州志中的便有11人。《绥德县志》载:“黄自修,济长子,和市里人”,济是黄济(曾任新城县丞),黄济的五弟黄流有个孙子便是大名鼎鼎的黄中色,黄中色居官清廉,卒于任上,葬于故乡绥德名州镇(原辛店乡)亢家沟村,《绥德州志》中有其传略,可见亢家沟亦是和市之属,亢家沟与前面讲到的西贺家石是邻村。

由以上信息看和市里包括今四十里铺镇、白家硷镇河西、张家砭镇无定河流域、名州镇淮宁河流域的一些村落。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永和里

万历十七年(1589)的合龙山《新建玄帝行宫碑记》中找到永和里的信息:“州西南五里许,有山曰合龙山,其名所繇传旧矣……永和李氏,世居兹山之麓”。万历十八年(1590)的《新创合龙山宝塔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州城西南五里许,旧有合龙山,形胜鉴严,尚矣。庙刹古未有也,永和李氏祖居山麓”。合龙山所在地是张家砭镇五里湾村,“永和李氏世居兹山之麓”一句表明五里湾一带就是永和里。五里湾合龙山有位长期研究绥德人文历史的李强国,据他了解,五里湾、张家砭、马家坬均属永和里三甲,木家楼、卜家湾、折家硷、郝家桥属永和里四甲,王硷属永和里五甲。

绥德原有十个里,嘉靖元年(1522)时福兴、新安、仁义三个里并入永和里。福兴、仁义和永和三里最初都属兴贤坊所领,能并入永和里说明他们是紧挨着的,按照位置关系分析,福兴和仁义应该就在大理河川上游,今子洲县的苗家坪一直到周家硷。还有一个新安里,过去属庆丰坊所领,不知如何并入永和里的。无独有偶,在义合镇蛾眉嘴村庙上发现一个八棱体石幢,上有景泰元年(1450)十二月所刻《起建家佛堂碑记》,文中记曰“本有绥德州辛安里陀郎堡佰庄山,南有官道一景……”,景泰元年早于嘉靖元年72年,辛安里有可能就是新安里,但单凭此条记载还难以确定新安里的位置。在满堂川镇孙家岔龙王庙上发现一个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六棱石幢,上有“绥德州义合寨仁义乡马家村人户”字样,没有说什么里,这仁义乡与并入永和里的仁义里有关系吗?谜团待解。另外,碑石中寨与乡的地名表述也是别处不曾发现的。

在石家湾镇周家沟村的《新建关帝、观音庙记》中也发现永和里的记载:“石匠,永和里白色素”,时乾隆二十七年。但此信息只表明石匠白色素是永和里人,或者说永和里有姓白的人,再看不出什么端倪。

兴贤里

兴贤里是明代天启年间由佛子里改名而来。

《崔家湾镇志》记载,清末崔家湾镇大部分地区属兴贤里,靠定仙墕、枣林坪部分村庄属福乐里,由此可见兴贤里就在崔家湾镇一带。

据《党氏家族报》记载:“崔家湾镇党家山村先隶属兴贤里都甲,后归属福乐里都甲,村里至今称呼有四甲和十甲,相聚10公里外的党家川村为七甲,同出一门,自古婚丧嫁娶密切往来。”党家山在崔家湾镇的西南,位于崔家湾镇和定仙墕镇之间。

福乐里

福乐里原名伏洛里,明代天启年间改名。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所著《新唐书》中关于绥州上郡的记载中提到伏洛:“绥州上郡……有府四,曰伏洛、义合、万古、大斌”。顺治版《清涧县志》关于白草寨的记载中提到一个“伏落关”:“白草寨在县东一百三十里,东控黄河伏落关,路比邻绥德界铁茄坪定仙岭满堂川三路,最为要害之地”。伏洛府、伏落关、伏洛里以及今天枣林坪镇的“福乐坪”村,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按照名称和地理方位推测,还是有可能的。

崔家湾镇王家沟村永兴寺中一口铁钟铭文中记载有福乐里:“大明国陕西延安府绥德州福乐里稍峁沟……万历庚子(1600)岁十二月吉日。”

定仙墕镇刘家洼村有立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天神庙重修碑一通,碑中有福乐里的记载:“绥德城东南百里许福乐里地方刘家洼重修天神庙”

今吴堡县后庙山村娘娘庙有一口钟,其铭文曰:“大清国陕西延安府绥德州常宁福乐二里瓦舍峪新建娘娘庙。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吉日成造。”瓦舍峪过去属绥德,《绥德州志》记载,“绥德东至黄河的铺舍有石佛、凤宿沟堂、义合、虎儿墕、瓦舍峪”,可见瓦舍峪为当时绥德最东的驿站。瓦舍峪驿站在道光版《吴堡县志》中也有记载:“河西驿,旧在城南拾里官菜园,明正统初设。弘治间移于绥德瓦舍峪。崇桢六年巡抚张伯鲸提请改设城南贰拾伍里杨家店,今仍之。”铭文中“常宁福乐二里瓦舍峪”表明当时瓦舍峪有常宁和福乐两个里的人居住。

福乐里出了一位雷天吼地的人物,是明末义军首领田见秀,他是闯王李自成的得力助手,为义合镇田家后山人。光绪版《绥德州志》中记载了田见秀起义失败后隐居故里的事:“为李自成二帅……后十余年,忽间道归里,仍隐旧时虎儿墕土室中,匿姓名,年九十而卒”

从以上信息可见,福乐里包括现在义合、枣林坪、定仙墕、崔家湾等乡镇以及吴堡县的部分地方。

「行走陕北」绥德“三川七里”初考

常宁里

薛家河镇薛家河村重兴寺有正德年间的《重修板井古佛寺碑》一通,碑中记载了常宁里:“绥德州常宁义让寺里,地名板井沟”,从碑文分析,当时这里的地名叫作板井沟,薛家河的村名尚未出现,这一道板井沟中的人口可能有属长宁里的也有属义让里的。

我家世居薛家河镇薛家河村,据传是明永乐年间从山西枸杞子畔迁来。一位长辈曾告诉我,他小的时候一次家里请来一位巫神给病人治病,当时巫神要问甲头,家里老人说的是“常宁七甲”。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风水先生、道士等要在斋醮的疏文中填写里甲,也就是相当于今的户籍,由此可见今天的薛家河属常宁里无疑。

而据合龙山的李强国老师讲,他曾经在今白家硷一带采访,那里的村民说过去大会坪都属常宁里。东贺家石的党氏就称是常宁里六甲,先居满堂川,后迁至今贺家石。我又想起我们世传先祖从山西到绥德后先是住在今满堂川镇的薛家寺附近,后来才辗转到了薛家河。这样看来满堂川的一些地方应该是常宁里,我们先祖迁移时是没有忘记“常宁七甲”这个甲头的。

前面讲福乐里时说到吴堡县后庙山娘娘庙的铁钟铭文中有常宁里的记载,薛家河的正德十三年(1518)记载比后庙山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记载要早近200年,所以常宁里不可能在后庙山一带。

在中角镇刘家川村的义州寺和延家川村的大弘寺中各有一块立于正德三年的石碑,两块碑上都有“常宁里石匠刘怀(淮),刘志才,刘万”的字样。但仅凭此还是不能给判定常宁里的范围提供更多的佐证。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常宁里可能包括白家硷、满堂川以及薛家河的一些地方。

《绥德州志》人物志中记了常宁里一位叫雷子坚的人物,他是成化十六年举人,曾任山东平度州知州,为官清廉。今雷姓是薛家河镇人口最多的一个姓氏,暂未知雷子坚是否是此雷姓先祖。

义让里

义让里的资料相对较多。

中角镇中角村龙王庙中一块明正德九年的石碑记载:“陕西延安府绥德州义让里居住破曹峪”。这说明当时中角村属义让里,名字叫作破曹峪,今天中角村后面依然有村名破草村。

薛家河镇薛家河村重兴寺立于正德十三年(1518)的“重修板井古佛寺碑”中发现有义让里的记载,碑文中除常宁里薛姓助缘人外还记有“义让里助缘老人王贯、王宽”,王贯、王宽的妻子都是薛氏,可见义让里的两位王姓都是女婿客。

中角镇卜家沟卧龙山两块古碑上都有义让里的记载。一是万历二十二年九月立的《创建卧龙山碑记》中记载:“今有城东六十余里许,义合川左水尽头议让里卜家沟,此山者,胜境之地也”。另一块立于万历三十四年三月的神路碑上也记有义让里的信息:“夫州治七里,义让最东,赋役当一州之半”。这条消息不仅告诉我们义让里在绥德最东面,“赋役当一州之半”一句说明义让里当时人口应该是最多的。

义合镇桥上村一块立于康熙三十四年的施地碑上也有义让里的记载,碑文曰:“绥德州义合镇东十里小官道,路途窄狭,援建石桥诚盛举也…今义让里六甲合户霍鼎玄等,将本甲逃户冯浩驼儿塔地六垧,东至天沟、西至背条、南至大路、北至崄峻为界,情愿施舍以为香烛之资,其粮鼎玄合户赔纳,谨以勒石碑一目,千古共志不朽”

今米脂县杨家沟《马氏家谱》序言中叙述其家族的源流中也提到义让里:“(绥德)郡之巨族,以马氏为最,其聚于斯者星罗棋布,十有余派.要皆不共宗。支始祖由山西永宁州迁于州治之东马家山,遂为州之义让里八甲人”。由此可见吉镇马家山属义让里。另据了解,吉镇崖马沟马氏于明代嘉靖年间从大槐树移民而来,入义让里一甲。

白家硷镇西贺家石《村志》记载:“贺家石刘姓归义让里三甲。”

义让里明代出过两位名人。一是马汝骥,今满堂川乡马家川村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进士,才华出众,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参与制订礼乐大典,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留有《西玄集》八卷。还有一位是抗清名将李定国,李定国生于天启元年(1621),十岁起就追随张献忠,征战南北,在清军入关后的民族危难之际,他深明大义联明抗清,战功显赫,被南明政权封为晋王。在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绞杀后李定国也于勐腊病死,年仅42岁。李定国死后,勐腊各族人民奉李定国为神,建“汉王庙”以祭祀。李定国墓后被迁到北京芦沟桥西湖家港。清代刘清所著《庭闻录》中记载了李定国:“定国,字一人,绥德州义让里棘针人”。李定国为今中角镇张家沟村人,其族人后有部分迁至吉镇柳湾村。

综合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义让里在绥德的最东边,包括今天的吉镇、中角镇、满堂川镇、义合镇、薛家河镇等乡镇的一些村庄,西贺家石村位于无定河西岸,与已明确的义让里相距较远,归义让里三甲的刘姓极有可能是从义让里迁移而来,户籍未变。

再回头看最初绥德的三坊十图,我们能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宣化坊在县城;庆丰坊领常宁、福乐、佛子、新安、义让五图,这五图在今绥德东北部,包括今天的薛家河、吉镇、中角、义合、满堂川、枣林坪、定仙墕、崔家湾、薛家峁、白家硷等乡镇的全部或部分村庄;兴贤坊领和市、永和、仁义、福兴四图,虽然这四图中仁义和福兴已经找不到位置信息了,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和市里和永和里在县城东北和西南,包括今四十里铺、名州、白家硷、石家湾等乡镇以及子洲县的部分村庄。

里甲制的目的,是建立以人口和土地相结合的封闭区域,为赋役征收和社会管理创造条件。在社会发展、土地兼并以及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和土地的流动带来户口与土地的分离,里甲的地理单元属性被打破,于是就出现出现“一里之地,满县纷飞,满县之田,皆无定处”的情形,因此时隔多年去寻找“三川七里”是困难的,能口述历史的人已经远去,关于这些基层行政区划名称只保存在庙宇的碑石、钟铭或家谱中,要走完当年绥德州所辖区域的村庄也是困难的,我只能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资料整理,不断探索丰富,留住记忆。

文章写毕,后续考察中又有一些发现:在绥德四十里铺镇兵操寺村重修兴善寺碑中出现“绥德卫百户马光先”字样;在三十寨青阳寺石碑中又发现“百户茆升”字样;在子洲县苗家坪镇南丰寨明崇祯十年重修南丰寨祖师殿石碑中,发现了绥德卫后所百户乔光荣的名字;在子洲县淮宁湾镇沙家河村白云寺有嘉庆年所铸钟一口,上有“大清国陕西延安府绥德直隶州,乐文百户”字样;在米脂县城北的万佛洞一方题记中有“郊西都司绥德卫中所百户李盛”的记载。这些百户当时都属绥德卫,尽管志书中没有记载,但那些碑石上的名字明确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来过。

时光薄如蝉翼,流走悄无声息。三川云开花已落,七里家燕复又来。多少往事随风去,惟有青山依旧在。今天的村庄人口越来越少,大家都在忙着赶往车水马龙的城市。若干年后,还有人会像我一样去追寻那些村庄的历史吗?

【作者简介】薛喜刚,男,1974年生于绥德,现任职绥德县教研室,《绥德教育》执行主编,在《榆林日报》《上郡》《新榆林》等报刊发表二十多万文字,出版散文集《石峁笔记》。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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