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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

2021年01月24日 08:36:09来源: 作者:岐嶷斋人 浏览数:345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记西安解放路商圈龙头老字号大华纱厂的现代性生成与转向

缘起

西安大华与我结缘已有22个年头。22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孔令仁女士邀请我参与大型工具书《中国老字号》的编写工作,我欣然从命。我骑着只有铃不响其他地方都咯吱作响的自行车在西安的通衢大道和阎闾小巷来回穿梭,找寻有关老字号的负责人进行采访。我先后撰写了26家共计10万字的西安老字号的材料。但由于当时的“文化自觉”意识尚处于“冬眠”状态,而且也全然没有“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文字,真有点不忍卒读的感觉。于是内心深处便首先萌发了重写西安大华纱厂的念头。因为我知道,坐落于西安解放路北边的大华纱厂,就是解放路商圈解放前老字号的龙头老大,重新梳理这一字号在发轫、成长、壮大和转型中积淀在他们当家人和全体员工身上的主体性特质,这对于今后新城区共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

所幸,这样的机会因我2012年上半年在《华商报》的一次征文获奖而到来。2012年8月27日,《华商报》资深报人秦子先生打电话,我们一同对地处火车站北边太华路的大华厂作了一次回访。接待我们的是现任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并且同时兼任西安大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王世华先生。王世华的父亲叫王懿成,解放前在同样有名的西安老字号中南火柴厂工作,后来还作为技术员被抽调到咸阳国棉一厂担任技术指导。大华纱厂、中南火柴厂和福豫面粉厂,被誉为民国时期西安现代化企业的“三驾马车”。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说法,“在培养人的现代性方面,工厂是一所学校。”因而作为移民到陕西来的河南籍人士王世华父子们,在他们身上应该说积淀了最为显著的现代性特质,这些特质对于影响和熔铸西安原住民基于前现代农耕文明所形成的散漫习气就显得弥足珍贵。但在王的办公室里,他却说让我们不要突出他自己,因为这一方热土的过往历史太过显赫和厚重,它把后辈子孙的优点几乎全遮蔽了。他说,小时候能把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但让他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挂在口边却做不到。他指着办公室里的用具说:“你们看,连我用的办公抽屉都还是石凤翔先生用过的美国货,你看我们坐的椅子和沙发,也大半是当年留下的”。我们惊讶于王世华先生办公室的古香古色,说这不是文物吗?王总经理干练而又不失自信的笑着说:“大华曾经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失落过;但是,大华的子孙是有种的,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产业繁荣昌盛的后现代转向里再不抓住机遇顺势崛起,大华就不配享有西安老字号的龙头老大的美名。因此,我们打算借融入曲江新区的大好机遇,搞一个‘大华1935创意产业园’,以此为依托实现大华的凤凰涅槃”。但他同时又庄重地说:“在西安这样的文化高地,我们不敢数典忘祖,因为大华纱厂的后现代性转向,正是基于前人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性的累积才逐渐创获的历史机遇”。

俚语云“让历史告诉现在,让现在启迪未来”。那么,大华的历史基因在哪里? 近年来,《华商报》好几次传播过西安大华纱厂的“其人其事”,大华能有今天,我们认为这既和一个地方得风气之先的地域文化有关,更和主要当家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团队的嘉言懿德和锐意进取相连。如果把大华比做一棵树,那么,追本朔源,这棵大树盘根错节的无量根系,就是由河北南皮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湖北织布官局”的胚芽发苗而来,更和俟后湖北人徐荣庭所创办的“楚兴公司”根茎相连。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

湖北处于九州通衢之位,素被称为得风气之先之所,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就发生在武汉三镇。正是这一方沃土,才是孕育大华纱厂原始胚胎即“湖北织布官局”(又因为分为纱厂、丝厂、布厂和麻厂被称之为湖北四局)和“楚兴公司”的母体所在。而大华纱厂这棵树的主干部分,则直接来源于徐荣庭在河北石家庄所创办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后由石凤翔担任厂长)和 “武昌裕华纺织有限公司”(徐荣庭任董事长)珠联璧合。因此,徐荣庭、石凤翔等先生在大华纱厂的历史上就绝对占据着很重的分量。至于这棵大树上所衍生的众多枝桠,则昭示了这个大树历经90多年(从1888光绪14年张之洞所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算起)后,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所豁显出的蓬勃葳蕤的生命活力。而这又是和现阶段的当家人王世华他们一班人的努力分不开的。纵观大华125年风云激荡的历程,我们发现其后现代性特质正是在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中逐渐获取的。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

利器“先进”诚可赞,观念“后学”究可哀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以鸦片战争为滥觞,由于这一页是被列强强行翻开的,于是就造成了被动应对的“悲催”局面。窃以为,这个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一个时段从1840发轫到1919终结;后一个阶段以1921年为正式起步,一直延续到现今。在前一个阶段,由于清政府被列强打痛了,于是在仓促周旋中就表现了极为明显的“文化堕距”现象。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二)

即是说,本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对等性和双向性的器物、制度和思想理念整合为一体的“跨文化沟通”,而且文化价值理念层面的交流还要略为超前一些才行;可是,由于国人长时间的闭关自守和过于“自我陶醉”的生存状态,国门乍一被打开,便表现了对“外边的世界”极不适应的状态:即总以为天朝制度和思想价值理念文化之美尽在我华夏“神州”,我们落后的仅仅是器物层面的文化要素,基于这一认知,于是就有了洋务新政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观点的出笼和器物层面“机器景观”的突兀堆积。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行动委实“生猛”,而且毅然和反映前现代农耕文明的手工业纺织作坊挥手决裂,本身也是值得赞许的豪壮举动。但由于这样的“抽象”引进摒除了“系统工程”中价值观念的自我提升和现代性人格的自觉养成两个关键环节,这样就必然带来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开初,张之洞所创办之中国近代化纺织企业在广州,所购机器全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制造。光绪1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于是,工厂跟着人流动,厂址迁到了湖北武昌。张之洞不愧为“洋务新政”中的一员骁将,他在湖北甫以建厂,就以“经纶天下,衣被苍生”为己任。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二)

可令人遗憾的是,张之洞所代表的“学生们”在学习西方“先生们”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本来“先进”和“后学”这样的词汇最早见于《论语》,主要反映我国第一个开启民间教育先河的大教育家孔子的用人理想。“进”即“晋”也。孔子认为“犁牛之子骍且角”,从中反映出孔子的能力本位的擢才标准。孔子也的确对“夸耀自己肉体来源”(马克思语)的出身主义路线“不感冒”。孔子说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另一个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断“充电”,而且学有所成的平民子弟,那么他就会重用第二个人。这就是说,一人、一家、一组织、一国家的正常发展路径,本应该是“先学而后进”的,如果硬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什么“先进而后学”的“大跃进”式发展,到头来必定是欲速则不达。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以中共成立为标志,这一阶段之所以把现代化的列车由探入谷底牵引到“越上葱茏”的坦途,就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思想开路、舆论早行、价值领先”(戴生岐,2011),然后是制度和器物紧随其后的良性发展之路。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二)

准此观之,我们回过头来“观照”“大华”就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在主体现代性特质的累积上的准备不足和发展路径的倒错和失稳,才造成了“湖北四局”创业初期的步履维艰。由于该纺织企业甫一创建,就烙有“官办”的印记,因而官商习气就是基因里带来的。当时的工厂管理者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厂外顶头上司即四局的领导人,都是由总督(张之洞)委派的道台担任,“这些官老爷进厂巡查,总是戴着红顶子,一律的官服。前面排着戴红黑高帽扛着大板的差役,工人如果违反规定,立刻命差役拉下去笤臂,这根本谈不上什么管理,只能说是一种封建官僚统治”(芮廷玉,石凤翔与西北纺织业,1979)。二是厂内管理者,也完全“克隆”了四局的做法。即从车间基层到厂级高层,所有“官员”皆戴蓝顶子“官帽”,分为九品和八品的不同“官阶”。这些人“吃官饭养私骆驼”,把申不害、韩非子推崇的中国官场“有而不为”的霸道价值观念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任人唯亲、不学无术、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排除异己、党同伐异、无功受禄、以至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入不敷出,致使“在封建政权下创办起来的这一新兴工业,没有得到任何发展,经营只有11年就招商承办了”(西安大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文史资料组内部资料,2010年3月)。正应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讲的一段话:“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历程表明,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二)

所幸的是,在中国人中历来不乏直面现实、与时俱进和勇于纠错的“真的猛士”,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徐荣庭、石凤翔等先生恰恰就是这样的猛士。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二)

徐积跬步修德荣,“行走”官廷谋“楚兴”

在湖北四局步履维艰的节骨眼上,光绪28年,粤人韦紫峰昌办的应昌公司承租了四局,租期定为20年。然而,韦紫峰首先就遭遇了来自拥有更大政治势力的满人瑞澂的讹诈和勒索。当时瑞澂来湖北督察,他打着扩充军饷的名义,让应昌字号“出血”80万两白银,应昌不干,于是瑞澂就下令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应昌这个刚刚“小荷露尖”的民族资本。其间让精明的上海纱商刘柏生抓住了机会。刘素稔“以政统财、政治经济双线并行”(戴生岐,晋商的三种精神品格,2003)的道理,于是就“巴结上进”,借着与瑞澂的交情,夺得了应昌的承租权,并改字号曰“大维公司”,承租了四局。但刘柏生并没有因此而风生水起,因为更为宏大的客观情势是他左右不了的。这时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成了革命的“风暴眼”,看似平静实则险象环生的环境造成了刘柏生心中的极大恐慌,他旋即逃往上海。这时军阀黎元洪任鄂军都督,与黎有“金兰之交”的徐荣廷(1856-1948)就以“德厚荣”字号与应昌公司合作,成立了“楚兴公司”。“楚兴公司”十年积聚并成就辉煌,这和其核心人物徐荣廷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人格的影响不无关系。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三)

首先,徐荣廷初步具有了现代企业家独立自主的人格特质。诚然,官办企业的官商习气需要摒弃,但并不是说经济组织的发展可以离开政治权势的呵护就能一大独强。相反,在坚持自己的主体性中借势官家的权威,令其在发挥“守夜人”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中为自身的企业提供安全支撑和人脉照应,是近代以来中国成功商家(尤以晋商为最典型)的突出品格,而徐荣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行走”在官廷并因此截获了足额社会资本和政治威势的成功商人。徐荣廷系武昌石咀人。早年经营杂货和药材。1897年进汉口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商号,初当“上街”,继任副经理。与政治人物结交是需要要付出的,而徐荣廷具备影响政治的经济实力。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期间,徐荣廷曾连夜置办馒头酒肉数担亲赴街头犒劳义军,以表示自己拥护共和的立场。俟后,他还长袖善舞,游说武汉工商界并募集10万余两白银赞助鄂军都督黎元洪以济军需。《周易·系辞上》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比喻朋友同心、同德又同志的“主体间性”所氤氲的“社会资本”的神奇威力。感念徐的诚心,黎一开始就委任徐荣廷为湖北都督府咨议和官钱局总办。但是,早年“跑街”经商所形成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讲求效能的现代人的气质,使他难以适应官场繁文缛节的礼仪文化氛围和无视效率的慢节奏。徐勉强在官场待了几个月就向黎元洪当面请辞。离开官场着意经营自己的企业,是徐荣廷现代性人格的初步确证。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三)

其次,徐荣廷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爱国精神和敬业情怀。在近现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往往是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超越基于一家一姓的封建孝道文化,走上街头支持爱国主义行为的抗议活动,就有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现代性意蕴。当袁世凯为代表的卖国政权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徐荣廷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强烈义愤,他带头抗议,并且走在上街游行队伍的前列。这一壮举和他早先支持辛亥革命的行动如出一辙。同时,在企业管理中,为了能够做到可持续性发展,他锐意突破狭隘血缘关系的羁绊,大胆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担任要职。知人善任和任人唯贤,是一个现代化企业家必须具备的人格特质。而在徐荣廷治下的楚兴公司,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正能量”的充斥其间。在徐荣廷经营楚兴公司的10年里,他重视教育、擢拔贤才,对有一技之长的青年才俊总是委以重任,由于广罗人才并且知人善任,这样就提振了楚兴公司日益高涨的士气。徐在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后期,着手培养纺织人材和自办纱厂。1913年,兴办楚兴纺织学校,聘石风翔为校长,办校两年,毕业学生60余人。这些人把现代化纺织工业的火种传向了四面八方。

再次,徐荣廷具有相当突出的“交往理性”,并因此在长袖善舞中给楚兴带来丰厚的回报。1913年,黎元洪调京,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相继督鄂,徐荣廷又和王占元拜把,并续任督府咨议。从早先结交黎元洪到现在借势新政治人物,我们不难发现徐荣廷有着非常突出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工具理性主要在于谋事,它以追求效率为圭臬,这是现代性的重要规定的话;那么,内引外联、上下结交,就主要是基于主体间性的对“社会资本”的打造,而这一品格就在对接前现代儒家“和合为本”的思想价值理念中带有了某种“后现代性”的品格。正是拜徐荣廷这一特出的品格所赐,才造成了楚兴业务的蒸蒸日上,并且为以后的多元化发展打下人脉基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纱布进口减少,价格看涨,徐大力组织生产,招收新工,增加生产时间,实行职工分红,利用麻厂织机改织纱布,建立楚新煤号,营运煤炭,保证燃料供应。至1922年租约结束时,公司获利达白银1400万两,徐亦拥资近200万两,成为武汉巨富。1919年投资与张松樵 、孙志祥等筹办武昌裕华纱厂,1921年,派张英甫去石家庄筹建大兴纱厂。1922年,两厂相继建成投产,徐任裕华纱厂董事长,向两厂投资股额,居各股东之首。徐荣廷的“楚兴”字号的十年发展和裕华纱厂、大兴纱厂两大企业的借势派生,为西安大华纱厂的建立奠定了先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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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磐凤翔织锦章,霓裳羽衣暖苍生

潘维教授认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民国时期就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由于代表了一种彰显社会权利和公民欲望的世俗化价值诉求,因而就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色,因为现代性本身就表现为萌发于近代的世俗欲望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一系列造反的过程;也表征着民生幸福原则日益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地带过渡的一种必然趋势。鉴此,我们就不难发现,官办企业现代性特质的积淀过程,也就是其自身国家权力属性不断弱化和社稷权利属性不断彰显的过程。正是民国政府所推崇的“民生主义”,成了早期“湖北四局”自我扬弃“官商”习气,累积民生情愫的时代精神。而促使“湖北四局”现代性因子飞速裂变的关键性人物,除了上述的徐荣廷以外,就当推后来的石凤翔先生。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石凤翔先生的名讳有着很深的文化意蕴。凤即鸿鹄也,鸿鹄亦为凤凰也。《周易》“渐卦”所揭橥的基本哲理,是凤凰与周围山水的共生相依关系。其中的六二爻“鸿渐”之意象,昭示着凤凰盘桓暂栖于山涧旁的磐石之上再谋发展的内涵。其形象性画面即为凌云飞翔的凤凰,但见它戛然敛势,犹如利箭一样斜插下来栖息山涧的石块之上,其双翮一张一翕地在黛色的石台上啄其所食。然而他并没有吃白食,而是把这个石头作为“加油站”,好在积蓄能量,并做着抓住机遇,再创雄厉无前的新成就的准备。故而君子观此卦,就要想到实业救国和精进不已。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朝乾夕惕中臻至健顺无咎的人生坦途。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石凤祥是湖北孝感人,湖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善于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把这称之为湖北人的“九头鸟思维”。石先生原名叫石志学,其取名基于孔子“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一句的意蕴。这显示了其父石忠仪重视教育,希冀子女能够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学有所成的美好期望。石凤翔果然不负众望,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月,他笃定了实业救国的人生志向,先去日本留学,学得纺织专业的技能,后就在河北大兴纱厂担任了厂长。1934年10月,他受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派,连同徐治平、张松樵、艾衍畴等人来西安办厂。从此,落后的大西北有了现代化纺织工业的孵化器。我在2010年的冬天被抽调到陕西省教育厅做了几天职称晋升的大评委,会上见到了许多陕西学界的望宿名流,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霍有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霍先生是搞文学的,其父就是赫赫有名的霍松林教授,霍松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对汉唐文学造诣尤为精深。今天的西安“大华1935创意产业园”就在大明宫含元殿的遗址旁,而且他们的后继者王世华一班人还要把它打造成具有后现代意味、可以和上海的新天地媲美的一方热土。“两极相通”。故而前现代和后现代就会结盟。而且这种重拾前现代人文理想的后现代转向也是西安市政府皇城复兴计划中的应有之义。鉴此,我们认为,如果要寻觅推广大明宫遗址公园和大华1935创意产业园的形象代言人,我们以为霍氏父子就是合适的人选。而为了给大明宫遗址公园增加民国元素,以造成社稷民生价值与国家政治治理价值的平衡张力,彰显大华创始人石凤翔先生的人格魅力也是必要选项。因此,我把给霍有明先生的签名藏头诗稍作修改,嵌入石凤翔先生的名讳缀在后面,望各位看官明鉴:

霍然收势石磐上,有凤来仪志轩昂。

健翮翕张咥不素,大明宫阙霓袂翔。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石凤翔先生之所以西进成功,并在长安襄举大华伟业中“健顺无咎”,主要基于以下五点原因:

一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同侪兄弟的激励,是石凤翔先生矢志振兴西北纺织业的“家教”条件。相对应于西方人的无家性和祛身性而言,中国人总是以有家有身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中国人成功社会化的途径就多了一个“家的形而下不朽”和“内在性超越”(张再林,2010)的“家教”平台。石凤翔先生幼时庭堂明训,长而东渡扶桑,兄弟同心,潜心向学,经济政治相燮,工科社科互动,很早就获有宽广的眼界和振兴中华的宏伟志向。这是他“邃密群科济世穷”、一心一意兴纺织的主体条件。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二是国民政府在遵从孙中山的遗教中提出的开发大西北的“宏大叙事”,是石凤翔先生把河北大兴厂顺利迁至西安的天时之利。历史是割不断的。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呼声振聋发聩,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就把西部振兴排在重要位置。日本侵华,使得西进创业变得刻不容缓。这是西安大华从东“空降”,扎根长安的天赐良机。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三是河北大兴厂和陕西的血肉联系,是大兴迁陕的地缘之便。时值日寇肆虐,东线原料告罄,加之日货倾销,造成东部市场空间愈发逼仄。关中成了大兴厂唯一的原料来源地和重要的产品销售地。关中南依秦岭,秦川怀揣渭水,土质疏松宜耕,气候温暖湿润。神农肇基在兹,人民生蹭愣倔,风尚闲逸“窝枼”,素称天府之国。民俗甘美安乐,生活讲究殷实,个性公诚勤朴,消费需求健旺。相比较于湖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棉花,关中“东府地区”渭南、大荔、合阳、韩城、华县和临潼的棉花以纤维度长,成熟度佳和单纤维强力大三个特点而居于众棉之首。在陕西扎根做纺织企业,算是找对了地方。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四是陕西省政府杨虎城将军和邵力子主席等要人的大力支持,是大兴顺利西迁并初战告捷的人缘之和。爱国将军杨虎城先生早就有实业救国的宏伟愿景,在大华到来之前,他就已经在西安米香园办了“集成”号三酸(盐酸、硫酸和醋酸)厂,一听说河北大兴厂要在西安建立分厂,自然是大力支持。这正是大华顺利西进的重要因素。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四)

五是得天独厚的地望因素,是大华顺风顺水的文化命脉。石凤翔先生当然是一只“好鸟”,但他不是一般的聪明学意义上的“九头鸟”,而是天生要沾上帝王之气的神鸟。而这就是凤凰了。因而凤凰飞到哪里,必定会把好运带到哪里。大明宫,是唐长安皇帝办公的处所,在天街宫阙的含元殿旁的郭家圪“畚箕垒土”,正是大展宏图的最佳处所。《道德经》中早就讲:“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石凤翔先生名讳所昭示的“鸿渐”卦象,端赖这一处“黄土”来成事。

如果说当年徐荣廷为大华厂的发轫孕育了最初的现代性基因;那么,石凤翔先生则为大华纱厂的现代性价值资源的积累则立下了汗马功劳。初步梳理有以下五点。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五)

首先,石凤翔先生具有强烈的经世济用的民生情怀。先生曾撰有题为《纺织业与抗战建国》文章,全文如下:

“昔管仲相齐,以实仓廪,为足民之要政,李悝事魏,以尽地力,为建国之大径,诚以治国之道,足民为先,民足斯国富,国富斯兵强,未有民不足而国能富,国不富而犹能自存于无阻。彼一般之帝国主义者,方挟其剩余之工业品,利用商战之战略,以为侵人市场,吮人膏血之新工具,尤非群策群力,发动全国之经济力量,不足以资抗衡,顾吾国开国四千余年,文化上固已首屈一指,而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强,土地又占全世界十二分之一,且腹地居温带,气候适宜,凡农业矿产及各种原料,亦无不异常丰富,甲于各国,天赋之机能,诚不可谓不厚,顾以不善利用之故,货弃于地,宝藏未发,于是一日遇外力之侵入,乃致抗无可抗,卫无可卫,于市场则供人角逐,于利权则任人宰割,驯致入超日增,外溢日甚,民日以瘠,国日以贫,延至今日,不惟民不聊生,国亦将不国矣……由是言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古人之言,洵不我欺,凡我国人宜若何急起直追,统筹兼顾,而谋国家之经济建设兴发展乎!顾欲达此目的,又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为必由之路径,即所谓人才之培养,及农矿业建设兴工业建设是也,而同时关于法制之改善,及交通之利便,亦在所必要,国能于上述诸端,均一一达到一定之程序,则天助自助,百废俱举,而犹虞大敌未能克服,国家未能臻于富强者,诚未之有也!”

赏目品咂先生以上文字,民国年月大企业家道德文章的清新之风扑面而来。这里既有儒家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和资源富集状况的自豪,更有对列强干预、亡国灭种大祸临头之时局的殷忧,还有对未来实业救国理想的规划。从中既可以窥见先生赤子报国的耿耿丹心,也能体会到行文中流动的逻辑力量。这就是先生能够有所成就的价值基础。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五)

其次,石凤翔先生具有非常突出的竞争意识。古语云,有敌国外患者国恒强。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一个企业的竞争取胜上。当时大华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及其所谓的“龙头”牌布料。石先生思忖着,大华的厂址就在古长安的龙脉部位,龙首塬上的龙首村就在厂子的北头。如果让日本的“龙头”牌布料长驱直入并跑马占地,岂不是让李逵给李鬼叩头作揖?如果从河北石家庄撤退到了这块风水宝地还不能绝地雄起,岂不是愧对先人!所以,他把儒商的“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首先就落实在了狠抓新品开发的行动上。由他组织的攻关团队夜以继日的连轴儿作战,终于开发出了雁塔牌细布,这一产品从“和花”入手,讲究浆纱技术的运用和保全、保养的功夫,使得其在色泽、手感及布面外观上都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雁塔”甫一上市,就长时间占据大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市场,并在消费者心目中逐渐树立了很高的信誉。时至今日,人们一提起大华厂,脑海里马上就会闪现出雁塔布的倩姿靓影。而且包括雁塔品牌在内的大华的商品都极富文化含量,譬如“太公钓渭”、“太白邀月”品牌等等。这和今天有些暴发户在命名自己的品牌时所披露出的糟蹋文化的低俗格调不啻天渊。同时,大华纱厂的竞争意识也对西安解放前原住民的散漫习气是一种涤荡。大华来西安以前,古城的时间是古城人自己的时间,作为这座消费城市的主人,大都是一些“闲人”(闲字在这里读HAN,第二声),后来又来了满人,这些满人住在“满城”(即今日的新城广场一带),这是一些更高贵的“闲人”,两种人在一起协同动作中把散漫习气不断放大,把古城几乎变成一座颓靡的“废都”。正是1935年的11月份,大华纱厂一张招收工人的招工启事,才改变了古城人“闲逸窝枼”的生活方式。从此,他们就振作了起来,为了合同定额上的条款而加班加点。因为正是大华人,让古城人知道:做任何商品或者提供任何商务,都有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里面。如果个别劳动时间低于这个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赚取利润;否则,如果像往常在农田里一样“磨洋工”,导致个别劳动时间远远大于必要劳动时间,就会血本无归。正是拜大华人所赐,古城人才在心中揭橥标的了这个被尤西林教授称之为现代人时间观念大厦的“拱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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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石凤翔先生治下的大华纱厂在劳动成果分配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倾向。所谓“普遍主义”,就是基于伦理学公正原则之“比例平等”规则,在企业分配中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解构。“比例平等”和“基本平等”是公正善治原则派生的两个基本规则。基本平等是一种人权式平等,它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的权利。之所以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是基于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合作体系中的“股东”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而比例平等是一种非人权式平等。它和个人能力有关,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偏于效率的。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政府组织。企业必须竞争于市场,并以追求效率为价值圭臬。故企业人应该是经济理性人格。如果一个企业仅仅强调“基本平等”而忽视“比例平等”,在分配上实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必然造成断送掉企业的活力源泉。石凤翔先生大概深谙此道,在他治下的大华厂里,效率优先的“比例平等”规则就得到了很好的落实。1937年,大华纺织厂有职工68人,发薪金36132.60元,发奖金105679元,奖金几乎是薪金的三倍。1941年5月24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战时景气”。文章指出:“大华纱厂职工的分红最多的可得到100多个月工资,最少亦为60多个月的工资”。这说明,大华厂从一开始,就实行了效率优先的分配政策,这不啻激发了厂内员工的积极性,而且也对三秦儿女原本就比较喜欢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心理是一种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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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石凤翔先生在企业管理和劳动用工制度上具有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情怀。截至目前,人道主义价值诉求有三个话语形式:一是马克思积极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三是中国民本主义的价值诉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石凤翔,说他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人道主义的精神。但不难发现,他在自己的企业管理中,却对儒家的民本主义持一种认同的态度。从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迎来了10年黄金发展时期,因而人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古城西安火车站到大差市的南北通衢大街改名为中正路,而左右八条阎闾小巷,也以“崇”字“起兴”,一律儿成为诠释传统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城市景观。为了和这个背景协调一致,石凤翔先生也给自己工厂中的工人宿舍编了忠、孝、仁、爱、信、义的字号。这都是体现儒家民本主义的典型表现。同时,在员工伙食方面,石先生责令伙食管理科实行摆桌就餐,每顿饭四菜一汤,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必定要增加一个肉菜。对技术管理层面的高级技工和职员,还专设小灶,招聘高级厨师。保证每顿饭都能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石凤翔先生仁爱为本的价值情愫甚至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细节中。他对前来大华售花的小贩和当地农民,也是管吃管喝管住,因而就保证了棉花原料的及时供给,这些善举还引来汉口总公司董事长的极大赞誉。在用工方面,石凤翔先生从三个方面考虑问题:基本劳力就地解决,借此给陕西地方做出贡献;技术工人多从石家庄大兴厂续聘,以此体现对“复杂劳动”的尊重,同时也给老厂子的老职工到来“归属感”;三是对武汉老家的弱势群体给于格外照顾,具体就是从汉口孤儿院选录50名孤儿来大华工作。这点尤为可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佣童工与妇女,是为了降低成本,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中国的企业家,其用工动机绝对不是这样的“一根筋”和“单向度”,对他们来说,“民心的向背”可能比榨取几个剩余价值更值得关注。“就业乃民生之本”,“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让老家的孤儿来西安大华上班,也就为国家的安定团结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企业家殷忧淑世,多难兴邦的桑梓情怀和社稷意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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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石凤翔先生所领导的大华纱厂具有与时俱进,不断超越自身的“学习型”组织文化。重视学习和自身业务技能的提高,是大华厂最为鲜明的现代性特质,而这一点和石凤翔先生有着直接的关联。相对应于西方人的“以信(仰)为本”来,欠少宗教情怀的中国人历来把学习和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当成了修身立命的价值基础。石凤翔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活到老,学到老,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典型。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刻苦自励,精勤不倦,并撰有《棉纺学》一书。来到西安襄举大华纱厂期间,他又把培养纺织人才当成了自己的使命。1941年8月,他在重庆和西安两地招收高中毕业生30名,开办了大华纺织专科学校,学制为两年。西南方向历来被儒家视为“登堂入室”,深造晋身的“堂奥”之所,深受儒学“熏染”的石先生,就把校址定在大华厂的西南角。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阈观照,一个企业惟其把学习作为长期要务,才能在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羁绊中把企业带入按制度管人和不徇私情的契约化的正途。反观今日许多国企,这些组织之所以人文生态失衡,组织文化衰退,就在于血缘宗法关系尾大不掉和家族化管理模式的从中作梗。其结果,必然导致“馋人高张,贤士无名;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的时代悲剧。相反,石凤翔先生所经营的大华厂则显示出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正能量”。从他们的用人可以发现,这些人都有着很高的学历背景,而且都视“经营”家圈圈和地圈圈为耻。而这就是一个企业从“为仁作义”的“熟人文化”向尊重业缘关系和契约意识的“生人文化”的飞跃。据大华有关厂史资料载,先后任厂长的石凤翔先生、赵砥士先生、张万里先生以及工程师陈芳洲先生,都是留学日本且学有所成的准企业家。工程师孙名斋先生则是留学美国的高材生。另外,担任保全室的吴惠畴主任,担任纺织科的熊轩卿和石宾翥科长,担任织布科的石尔朴科长,担任机电科的艾衍畴科长和汪夏声科长,担任会计科的石鹄翔科长,担任出纳科的罗韵如科长,也都是擅长经营管理熟稔技术业务规律性的行家里手。另外,大华厂还特别注意学缘结构的优化,他们还从西北工学院和开封职业学校物色人才以充实长内的技术力量,这就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后来的石凤翔先生,之所以拒绝同乡陈天启的邀请,放着官员不做,从台湾跑到美国考察学习,并且把改造日本殖民期间的老厂子作为己任,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台湾大秦纺织厂和中国人造纤维公司,这都是石先生重视学习和不断超越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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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石凤翔先生的一生,可以用“朝乾夕惕,健顺无咎”八个字来概括。《周易·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只要他一天到晚努力做事,即便遇到不好的境况,他也会化险为夷,步入人生的坦途。对石凤翔先生来说,他的努力并非一天的时间,而是一辈子的超越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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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即天也,但湖北人心目中的“天”和陕西人心目中的“天”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陕西人的“天”主要指向“祖宗之天”的义项,由此带来兄弟间争着向父母行孝的社会行为,这造成了家族生命进化谱系之树的紧凑和内敛,并最终表征着老陕“宁守家穷,不争外富”的超验主义的家道幸福观的生成的话;那么,湖北人心目中的“天”,就主要指向一种“自然之天”。故而他们在效法大自然周而复始运行之健进有为的品格中,就自然焕发出向外争胜的冲动。这是石凤翔先生一生敬业爱国、知行合一、建功轻纺,四处安家,不断流动、学习超越、奋斗不息,精勤不倦、“活到老学到老,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主要价值基础。因而湖北人的幸福观念就和通过生活实践“自致获得”的经验主义相连。

石先生当然是功德圆满的成功人士,但也曾遇到过险象环生的“若厉”之境。早年在汉口裕大华纱厂时就被机器打掉过两个指头,由于受当时医疗水平所限,竟被医生从肘关节以下截肢,落下终身残疾。后来在大华厂期间,厂区又先后三次遭日机轰炸,造成十几位工友罹难。爱女石静宜虽然“于归”豪门,但红颜薄命却使这桩婚姻半道终止。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例如,和蒋介石联姻当然有爱女石静宜和蒋纬国的爱情基础打底子,但如果没有“西北第一富豪”殷实家境做实力支撑,以蒋介石那样的务实品格,这门亲事也断难成功。还是恩格斯说得好: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消灭的时候,“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次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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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凤翔先生的聪明,和蒋家结亲绝对是大展宏图的一次机会。因为 “民族资本”(毛泽东给石凤翔先生的社会阶层定性)阶级属性,也决定了他的事业必定会受到限制。正是由于这门亲事,才使得石先生后来的赴美考察和在台襄举纺织业的宏大叙事变得顺风顺水。

早在1946年,石凤翔就前往美国购买纺织机器并作考察。他预料到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祖国怀抱后民族工业必有大发展、大腾飞的客观情势,于是他提议董事会通过在台湾设立大华纺织厂,来振兴民族纺织业。1947年,裕华、大兴、大华3公司组成联合总管理处,形成集团,即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同年,石兼任了裕大华集团在武汉办的江汉纺织专科学校的校长。1948年时局巨变,石凤翔钟爱祖国的情愫越发炽热,他把在台的大华厂改为台湾大秦纺织厂。在资金短缺及当地工业落后的环境下,石凤翔出色地领导完成建厂工作,顺利开工。1953年,石凤翔又面对新的挑战,创办中国人造纤维公司,从纺织领域拓展到化纤工业,开创台湾省制造粘纤、锦纶及涤纶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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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凤翔热心从事纺织学会的活动。1951年石约请蒋迪先、赵星艺等在台北创建纺织工程学会,并被推举为第一届理事长。石鉴于纺织技术人员之缺乏,建议台湾省政府开办纺织训练班,后于台北工专设立纺织科,培养了大批人才。

1967年5月26日,石凤翔于台北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台湾省纺织专家和纺织教育家,他的子女在其逝世后成立“石凤翔先生纪念基金会”,赠送奖学金给该省纺织、化学及工业工程等科系的成绩优良学生,以资继续他的遗志。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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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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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纱厂在西安的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对古古的老城来说,起码有三重意义。

首先,大华纱厂的建立,是西安纺织业从前现代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向现代化大机器生产转变的历史性事件。在此前,由于落后的纺织生产力等原因,关中人所用的棉纱就是从“外婆的纺车里”摇出来的。人们的着装也大都是家织粗布,最典型的就是从终南山来到古城的“卖炭翁”,更是一律儿的白粗布做的棉袄和棉裤。等太阳西斜把炭卖完了,这些人的身上也就显得“五麻六怪”。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七)

一般的贫民也就是穿一身用麦草灰浸染一下的“灰灰布”。至于西安城里的殷实人家做衣服所用的卡其,织贡呢、兰阴丹士、华达呢或者更为讲究的毛哔叽等等,都来自外埠的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正是拜大华所赐,古城人民才有了五光十色的生活格调与瞬息万变的时尚情趣。

西安老字号龙头企业大华纱厂的前世和今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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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华厂的建立,为西安打造了近代以来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就是“(人)类的化身”(马克思语)。马恩在他们联袂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和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神圣家族”比较起来,工人阶级是“最通人性”的人。显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人性”就具体表现为突出的现代性气质。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揭橥标的了现代人主体性的十四个规定,但结合我们的体认,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规定:一是经济生活中的效能感和纪律性;二是社会生活(即我们所说的日常社区和家庭生活中的心灵活动)的诚信感和亲和利他性;三是政治生活中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四是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性,等等。这些特性都是非常稀缺和弥足珍贵的现代性特质。1936年,大华纱厂在西安甫一开工,立即受到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的重视。从此,大华纱厂就成了古城西安积累社会进步力量的主阵地和蓄养社会治理“正能量”的主平台。同时,也自然成为我们党培养合格干部队伍的大学校。尽管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阶级分析法已经被阶层分析方法取代,而且“总体工人”中的白领、新领和金领等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但这不仅证明不了工人阶级先进性的丧失,而且还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工人阶级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和未来性。因而由他们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中共组织,依然是中国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和“三个先锋队”的体现者。他们的智慧启迪和方向规范,依然是其他社会阶层“给力”的“管道”和科学“行走”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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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华纱厂的建立,为建国初期我国纺织工业生产力布局结构的优化带来了转机。在此之前,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纺织企业几乎全在天津、上海、广州的一线大城市。大华纱厂的建立,就好像“孵化器”,从此一大批具有先进水平的纺织企业就犹如雨后春笋,在西安之东郊,西安西郊之西的咸阳,周秦故地的宝鸡,黄河滩上盛产棉花的大荔以及四川的广元等地纷纷冒出。这些工厂中的技术中坚大都来自上海等发达城市,他们把全新的观念带到了西部,使得西部人民的现代性指标与日俱增。即便是从当地招来的农家女,只要在纱厂熏陶上半年,也会很快获致一系列现代性的特质。著名导演王全安也被这些当代的“织女”所感动,为此他还专门执导了电影《纺织姑娘》并获奖。笔者的岳母就是西安东郊纺织城国棉六厂的退休老工人,她到现在还感慨五六十年代纺织工人“阳光灿烂”的幸福时光。当时东郊的纺织城,被称之为西安的“小上海”,这里就是西安时尚元素的发祥地和消费潮流的领潮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总是被人模仿,但从来没有被人超越。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西安的许多时尚还是由这里制造的,如女士的“招手停”发式,男士的街舞裤衣饰,等等。而且西安纺织城的时尚并不啻是表层化的,而是融入当地居民的骨子里的东西。以他们居住社区的名称为例,也能管窥到一系列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譬如光明社区、合作社区、团结社区、自由社区、民主社区、博爱社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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