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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2020年09月17日 09:30:00来源:中华瑰宝杂志社 作者:邓洪波 赵伟 浏览数:234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邓洪波 赵伟: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位于江西省铅山县的鹅湖书院因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学术辩论而名垂千古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独具色彩,光辉灿烂,绵延数千载而不间断,依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格外重视。传说在三皇五帝时代,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大学”——“成均”,成为后世传颂不已的理想教育形式。夏、商、周三代,又有“庠”“序”“校”等教育机构,国家教育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体制属于“学在官府”性质,教育权、受教育权被统治阶级掌握,平民难有惠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士”阶层的推动下,学术开始向下层扩散,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黄金期,中华文明进入群星璀璨的“轴心时代”。

一、尊师重教: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诸子百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孔子,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使得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在当时属于教育体制的一场革命。孔门教学以培养德行兼备的“君子”为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儒家精神的有力彰显。在儒家精神的塑造下,原本作为阶层身份的称谓——“士”,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在后世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代称。这些有理想、有担当的读书人继承了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传统,在一代代的讲学授受中完成了文化的延续、文明的传承。

邓洪波 赵伟: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祭祀孔子是书院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在汉代,儒家士人开始建立“精舍”“精庐”作为私人讲读之所,如东汉名士李充就曾“立精舍讲学”。由于汉代用来选官用人的察举、征辟制度逐渐为门阀士族掌控,寒门士人难以通过诵读经典施展抱负,这些零星设立的精舍因而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之时,精舍成为佛家讲经、译经的场所,改变了精舍的原初之意,儒家文化一度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

二、书院的形成与规范

  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应举成为选官用人的主要依据。科举以其公平性及开放性的原则,使得“田舍郎”亦有机会成为“天子门生”,改变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成为实现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途径。至宋代已有“科举社会”之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即出自宋真宗赵恒之口。这时,读书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由此产生了对书籍以及教育事业广泛的社会需求,一种适应新时代变化的文化教育制度呼之欲出。

  此时,科技的进步推动了文化教育体制的革新。借助“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纸本雕版印刷书籍以其低廉的成本与良好的阅读体验迅速取代简帛,广泛流通于社会,使得文化开始变得“廉价”而亲民。官府与私人大量存贮典籍已逐渐普遍,民间士人也有条件通过印刷书籍完成文化的生产与流通。因此在这一时期,围绕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收藏的组织机构开始出现,“书院”一词逐渐成为指代这类机构约定俗成的称谓。

邓洪波 赵伟: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江西白鹿洞书院春风楼、朱熹像

  关于中国书院的起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书院起源于唐玄宗时朝廷设立的丽正、集贤书院。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丽正、集贤以前,民间已有零星的书院存在。书院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应当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因此,从唐代诞生时起,书院就得到了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的支持,两者共同助推了书院这一新兴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全国的普及。不过,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儒家精神的旗帜,应当归功于南宋理学家的努力。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走向规范的时期,而朱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提出的书院理想以及实际兴复白鹿洞书院的举措,成为后世书院建设运动的取法对象。朱熹针对当时士人醉心于科举利禄之学的状况,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扬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古昔圣贤所教人之学,不外乎五教五伦,因此士人的为学目的和进学之法也应当据此而定。在朱熹看来,学的最终目标应落实到对人伦秩序的明晰与维持上,为此则必须格物穷理、笃行实践。具体而言,为学之方应分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大方面,缺一不可。随着程朱之学逐渐成为正统学说,以及宋理宗将《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的政治举措,朱熹宣扬的新教育理念得到认可与推广,其影响甚至超出了书院,成为官学、私学普遍的精神指导。

三、传统中国教育、文化的新格局

  南宋以后,书院与儒家传统学术的发展、传播密不可分,成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学术发展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各个学派皆有标志性的书院作为其存续的见证,甚至成为学派的代称。如宋代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基地,后世即以“岳麓诸儒”称之;明代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其得名来自于学派赖以讲学的东林书院;阳明学派则借助水西书院、天真精舍等大开讲会,传扬师说,使得明代书院取得“相望于远近”的历史成就;而清代乾嘉汉学的传播,离不开诂经精舍、学海堂、南菁书院等机构的倡导。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书院与传统学术的一体化,于兹尽现。

邓洪波 赵伟: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清应元书院刻本

  书院虽源出于中国,却又不仅限于中国。从明代开始,书院随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逐渐在海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院向海外移植的第一站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东国朝鲜。李朝世宗即位之初,大致相当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是朝鲜书院450余年历史的开端。当时,“东国朱子”李滉提出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经过多年的发展,朝鲜书院已是“比邑相望”,助推了朝鲜儒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除朝鲜外,日本到江户时代,也开始了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接受史。其中,《白鹿洞书院揭示》随着朱子学东传日本而引起了各学派,如朱子学派、阳明学派、考证学派的重视,不少学者为之详作集注,以广流传。有研究者统计,日本围绕《白鹿洞书院揭示》而编纂著作至少50种。其他地区如欧洲、美洲,在清代以降也相继有了中国书院的身影。这些移植于海外的书院,与中国本土的传统书院血脉相承,传扬中国文化的功效保持不变,在异域风土的环境下又灵活变通其规制,从而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邓洪波 赵伟:书院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湖南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御笔赐书“岳麓书

  作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书院历经唐、宋、元、明、清1300余年的发展,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为传统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为伦常观念的养成等做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之间交流、冲突程度的加深,书院在动荡的局势与多层次的文化教育需求下,追随时代的变趋,引进“新学”“西学”,调整、改革其教育理念与制度,开始了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历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朝廷改书院为学堂的诏令之下,各省、府、州县书院被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民国以后,学堂又改制为学校,使得中国的教育制度经由书院而得以贯通今古,书院在后世的大学、中学、小学中得以永存。

作者简介: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赵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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