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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靠小米碾压山东六国

2021年03月08日 18:05:00来源:觅食记 作者:罗格 浏览数:561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今天,总会有人脑补,在2000多年前,一队又一队的秦国军人,怀揣着一块小麦烘烤的“锅盔”,杀出函谷关征伐天下的场景。然而事实上,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绵延五百余个春秋的崛起时光中,不管是自然资源,精耕技术还是灌溉条件,反而处处阻碍着小麦的扩张步伐。

如果说,粮食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热量,是秦人最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最重要的根基,那么赳赳老秦的粮仓里,到底藏了什么国家崛起的秘密?沿着历史的曲线回溯,我们就会发现,后稷族人留下的一种作物,会一步一步引导着秦人,将他们手中并非最优的自然、人力、技术和制度,进行了最适合自己繁衍的组合,并最终帮秦人完成了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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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47年,一场严重的旱灾降临在晋国境内,一连数月滴雨未下。眼看着这一年的粮食就要绝收,晋国储备的粮食也眼看就要见底,在大饥荒的威胁之下,晋国国君夷吾只好派人赶往邻近的秦国,请求粮食援助。

收到了急报的秦国国君任好,对夷吾这个小舅子仍有些耿耿于怀。几年前,他派军队护送公子夷吾回国即位,约定晋国割让河西五城给秦国,夷吾登位后却反悔了。此时,因为政治斗争从晋国逃到秦国的丕郑之子丕豹,力主借机伐晋报复。但在和百里傒、公孙支商议后,任好感叹了一声:“虽然这个国君不讲道义,但晋国的民众又有什么罪过呢?”

于是,秦国从粮仓中分拨出大批储备的粟,从国都雍城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水路押运粮食,然后换成车运,再换船横渡黄河,最后由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沿途五百多里水陆相接,都是连绵不绝、井然有序的秦国运粮船只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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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之役

这一场远程救灾行动,并没有明确支出了多少积粟,但其规模已经震撼了山东诸国。远在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在国史中,将这次救灾,直接比作一场“战役”,称之为“泛舟之役”(左丘明·《左传·僖公十三年》)。

然而,这一次对晋国的支援,显然近乎倾尽了秦国的国力。两年后,秦国也发生了饥荒,当任好以为自己曾救援晋国,而向夷吾借粮的时候,夷吾却再一次背信弃义,不仅没有把粮借给自己的姐夫,而且还趁火打劫,兴兵攻秦。

这次史无前例的救灾和紧随其后的恩将仇报,让秦国上下深深地感受到,所谓救灾恤邻的道义,都不过是一句空话;秦人也更明白,在成为霸主的征途上,只有手中有粮,才不会陷入这种藐视和背叛中,只有自己手中握有千钧之力,才能让山东诸国瑟瑟发抖。

387个春秋后,秦人会用这种无法抗拒的重力,滚滚碾压向三晋之一、胡服骑射的军事强国,在那场持续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中,最终将敌人的粮仓消耗殆尽,并完成了最后的残暴一击。自此,秦人鹰视天下,再无强敌。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一路崛起的岁月中,他们粮仓里藏着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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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俑

第一节 “后稷”族人带来的馈赠

一、从牧马到农耕

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乱,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入侵周王畿所在的岐、丰之地。在多数诸侯都坐视王城丰镐被破、犬戎侵扰周原的时候,周天子的西陲大夫嬴开,在这关头挺身率军,救援周王室,迎战犬戎的兵锋。接着,他又和郑国、晋国的诸侯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成周洛邑。

平王思考着这位连诸侯都算不上的西陲大夫,他的族人和周民比邻而居,已经由来已久了。早在商末,秦先人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周原和西戎之间的渭河流域,过着农牧结合的生活。秦先人非子因为在犬丘以擅长畜牧而闻名,受周孝王命,在汧河、渭河之间牧马,因为牧马有功,非子受封于当时中国的边缘地带秦地(天水一带),并接管赢氏宗祀。现在,既然秦人又一次为王室效命,那么,不如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回馈吧。

于是,平王在召见嬴开时,给了他一个郑重的承诺:“西戎无道,侵占了岐、丰之地,如果秦人能够把西戎驱逐出去,岐山以西的土地就封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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汧渭之地的大致范围

在周天子厚重的许诺下,秦地的第一位诸侯,在讨伐西戎的路上,死在了岐山脚下。他的继承人终于驱逐了西戎,将周天子当年的许诺,兑换成了现实。更为宝贵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周“馀民”,也被纳入了秦人的统治之下(汉·司马迁·《秦本纪》)。

这是秦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不仅仅是秦人终于位列诸侯,而且,岐、丰之间的广大周原地区,是后稷族人周民生活的中心地域,在这里,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长期经营稼穑。

而“后稷”这个周民祖先的称谓,实际上也暗示着,周民耕作最拿手的作物,就是身为“百谷之长”的稷,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小米的粟。在周民们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着祖先所种的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都是粟的特征,在周原之上,以粟为主体的农作物结构已然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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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上乘的金黄小米(粟米)

这些周“馀民”,将会给秦人的农业带来飞跃式的发展,也为秦人在500年后的辉煌,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之一。

二、“金元政策”的破灭

回到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一刻,当渭河之上的船只纷纷起锚,日以继夜向东驶去的时候,船上运载的不仅仅是满仓的粟,还有国君任好的东进野心。

事实上,和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晋国公子回国夺位一样,任好的救济行动,无疑是一种针对晋国、打开秦国通往东方大门的金元策略。从转年秦国自身也陷入了缺粮饥荒中就可以看出,泛舟之役更多的是为了夸大秦国农业实力、向山东诸国炫耀的行动,秦人的粮仓并非真的殷富到可以周济天下。

这种夸耀,除了给诸侯造成惊讶,也给秦人自己带来了自以为是的傲慢。

公元前627年,同样是在任好支持下夺位的晋国国君重耳去世,等待了足足20年的任好,又一次看到了东出崤山,争霸中原的机会。他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进军中原郑国的偷袭。秦军行军路过天子的都城成周北门时,按照礼制,诸侯的军队经过王畿,战车上的左右卫军人,需要卸下甲胄下车步行,以示尊重周天子。然而,不知道是急于奔赴前线,还是对周礼不屑一顾,大兵们刚一下车又一跃登车,数量多达三百乘。城上的周王孙满看到这一幕,对天子说,秦军轻佻无礼,此战必败无疑了。

作为姬姓诸侯中此时的最强者,晋国是不会坐视秦国染指中原的。就在秦军攻郑计划暴露、顺手灭滑国回程的路上,晋军在崤山隘道设伏,全歼秦军并俘虏秦军三名主帅(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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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崤之战

直到三年之后,秦军在曾经被俘的将军孟明视率领下,渡河沉舟,攻下晋国的郊和王官两地,终于报了这一箭之仇。任好这才得以进入崤山谷中,掩埋当年战死将士的尸骨,痛哭三日。在这里,他留下一句誓词,希望后世能记住他的过错。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处心积虑东进中原的念想,一次一次迎头撞上晋国筑起的高墙,是因为秦国远远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与其东进一再头破血流,不如凭借秦人对西戎的熟悉,奋而向西拓展生存空间。在任好余生的三年里,秦军挥戈西向,灭国十二,开地千里,最终称霸西戎(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只是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会盟诸侯。频繁的战事,也将刚刚发展起来的秦国国力消耗一空,从而“不能复东征也”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不过,任好在最后的岁月中打下的这片土地,包括天水、陇西、陇中(甘肃河东地区)在内,还保留着接近原始的面貌,山多林木,当地人多以木板为室屋(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留给嬴姓后人的战争资源,不只是这些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的原住民们。此刻,除了洮河和渭河的部分河谷川暖地带,有极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外,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放牧作为土地利用方式。未来,这些广阔的、但几乎保留着自然原貌的土地,也将影响秦人迈向关东的“路线”。

第二节 庞大的“国家农场”

一、一条迥异于中原的垦殖之路

公元前362年,一个名叫鞅的卫国人,踏上了秦国栎阳城的土地。作为一个落魄的贵族后人,此刻的他望着秦国的城池,竟有些同病相怜的感受。

这个西陲小国在经历了几代君位动荡之后,国力大为削弱,先辈好不容易夺下的河西地区,也被魏国名将吴起率军夺走。甚至在50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下,还被5万魏军一举击溃。中原各国更加将曾经称霸西戎的秦国,当做未开化的夷族,中原各诸侯的会盟也不带上秦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21岁的年轻人,刚刚成为秦国的新国君。诸侯的轻视,被血气方刚的他视为莫大的耻辱。于是,他向天下发出招贤令,承诺如果宾客群臣中,能够出奇谋使秦国重新强大起来,不仅封官,还愿意分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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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雕像

鞅的此番访秦,正是他在魏国侍奉的相国公叔痤建议的。尽管他深受李悝、吴起的影响,有着自己的学识和抱负,但因为侍从的身份,鞅在魏国被直接忽略了。怀揣着李悝《法经》来到秦国的鞅,在宦官的引荐下,见到了年轻的国君渠梁,在一番君主之策的雄辩都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鞅最后畅谈起富国强兵之策,终于赢得了渠梁的赞许(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从此,这两个“家道中落”的人,将牵引着秦国夺路狂奔。

公元前359年,按照两个人最初商定的强国之策,秦国也开启了变法之路。而作为拉开全面变法序幕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垦草令》。

在同处于农耕生产力时代的战国,富国强兵的逻辑,可以简化为拓土、产粮、养兵。在山东诸国,随着人口增殖,过去的“隙地”已经逐渐消失,能够垦荒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在这时正如日中天的魏国,除去山川、村落占去三分之一,耕地大约还有六百万小亩,可谓地少人多。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魏国率先实行变法改革,而李悝变法在农业政策上,就要求充分利用土地空隙,以“尽地力之教”(汉·班固·《汉书·食货志》),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精耕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不过,这种政策在鞅看来,却很难适用于秦国。相比山东各国,秦国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本来人口基数就不大,加上连年的战争往往处于挨打的地位,劳动力资源严重紧缺。导致秦国土地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疆域,但种了庄稼的田地不到十分之二,田数不到一百万,山川河流土地里的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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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此时的问题是“人不称土”

秦国所控制的汧、雍地区向东一直到黄河边、华山脚下,膏壤沃野千里,在《禹贡》中就被列为上上之田(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这么多宜于耕作的关中肥沃土地,和土地狭小的魏国要“尽地力之教”比起来,秦国的状况则是“人不称土也”(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徕民》)。土地虽广阔却不去开垦,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这和没有土地是一样的。因此,鞅给秦国的关键建议之一,就是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恩威并施地督促他们去开垦荒地。

也正是由这道政令开始,秦国开始走向了和山东诸国迥异的农战道路,这条从秦国实际出发的路线,也决定了秦人播撒向土地的种子,并最终行之有效地让秦国积累起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二、提高到2.4倍的种田KPI

在这道政令中,鞅列举了包括以粮食产量来计算田赋、对收留食客的贵族加以重税、严禁粮食买卖等,足足二十种办法,从秦国内部逼出人力资源,投入到开垦荒地中去(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垦令》)。

考虑到秦国人口总量依然有限,自然增长需要较长时间,改变“人不称土”现状的另一面,就是招徕三晋之民。三晋之地尤其是秦国的直接面对的韩、魏两国,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秦国的新政是,凡是各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兵役,秦国境内的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用秦人组成的军队来征战,用这些各国移民来开荒从事农业生产,不会耽误国内的农时,同时蚕食了韩、魏等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这种一举多得的损敌之术,也相当于战胜了敌国(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徕民》)。

公元前353年,魏国徙都大梁,魏国统治中心的东移,让多年来被魏国打压的秦国,有了一丝喘息之机。第二年,鞅受封秦国最高爵位大良造,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摆脱栎阳秦国旧贵族对进一步变法的阻挠,鞅请求渠梁迁都咸阳。在咸阳,新一轮的变法颁行,对土地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把标志着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井田制。就在制订新的授田制度时,鞅在亩的面积大小上,修改了一个重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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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井田、开阡陌

秦国授田的标准与三代一样,每户百亩,按照周制,井田的一亩大小是一百步。为了解决地利不尽的问题,鞅将亩的大小,改成了二百四十步(汉·许慎·《说文·田部》),把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轮耕土地,落实到农户,无论是不是开垦耕种,政府只按照百亩的标准征收赋税,成为每个受田的农户法定的耕作义务(《睡虎地秦简·田律》)。

随着每亩田地的面积变大而赋税定额,秦国受田农民如果肯致力于本业,那么平均每亩的税负,显然就降低了许多;但是,同样由于每亩面积的扩大,农民就必须完成相当于原来2.4倍的耕作任务,同时,因为法定男子成年后如果不分家,赋税就会翻倍,这样的一个秦国小家庭,一百亩的劳动强度,显然是个极为沉重的任务。

种田的KPI提高了,虽然完成后的收益很高,但一个人只有一双手,用什么来确保这样的高KPI能够被落实完成呢?

三、粗暴而高效的耕种方式

为了支持农民大规模地垦荒,秦国着力推行铁农具、牛耕等农业技术,以提高开垦的效率。锋利的铁农具提高了土地翻耕的质量和频率,只要有心好好种地,哪怕是一个买不起铁农具的新移民,政府也会将公有的铁农具借给他,并且制订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使用中造成的自然损坏不用赔偿,只需要写个说明备案即可(《睡虎地秦简·厩苑律》)。

与此同时,秦国还设置专人负责耕牛饲养,而且对盗牛者施以重刑,每亩二百四十步的土地空间,也更适合耕牛施展畜力。严苛而完善的管理制度,配合秦先人为周天子牧马的畜牧强项,秦国也成为战国诸雄中牛耕最为发达的地区,当后来赵国人发现秦国通过牛耕开垦,而使得原来的荒地都成为了良田,感到了一阵“不可与战”的恐慌(汉·刘向·《战国策·赵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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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效的开垦,秦国境内本来就肥沃的土壤,迅速拓展成连片的熟地。土地资源被充分开发后,又该如何利用?给秦国做了顶层设计的鞅,却并没有制订详细的执行细则。在《商君书·垦令》中,他的关注点并不像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而在于基本农业土地资源的拓展,只字未提精耕细作。

不过,在秦国的基层,政府为农民准备了官方的播种量标准: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泛指小豆)亩大半斗,菽(泛指大豆)亩半斗(《睡虎地秦简·仓律》),几乎都是以斗来计量。而对比汉代氾胜之推行区种法,实行点播与密植,粟、麦、豆的每亩播种量降到二升,秦人播种的标准用量,足足多出了数倍,这就意味着,秦人普遍采用的是粗放的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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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到了水旱地利用、盐碱地改良、耕作保墒、杂草防除、株距行距、等等精耕细作的技术,也只能说代表了战国时代的最高农业技术。但实际上,只有人口达到一定密度时,耕种者才会发现转向精细化的土地利用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人口尚未达到一定的密度,即便人们已知道精耕细作的方法,也不会应用它(Ester Boserup·《农业增长条件》)。这恰好符合地广人稀的秦国现状:秦国农民的劳动强度已然很大,显然无力像魏国邻居那样精细地种植。

那么,面对这广阔的土地上的繁重劳动量,秦人们会更倾向种植什么作物,也就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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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国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组合利用方式下,传统的粟作是最为适应的。粟具有耐旱、耐贫瘠、喜温暖、适应性强,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粟的种子吸水达本身重量的 26%即可发芽。而且粟对土质要求不高,在盐碱较轻的土地上一样能够获得丰收。就像秦人从后稷族人那里学到的技能,在关中农区的作物结构中,粟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

第三节 长平大转折

一、粮食天平的倾斜

就在第二次变法施行后,秦国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强起来。先是东地渡洛,突破魏国河西长城(滨洛长城)防线,屡次战胜魏国。在随后的公元前343年,周天子终于承认秦为霸主,次年,秦公子少官率兵与诸侯会盟于逢泽,并朝见天子(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秦国终于一雪穆公任好辞世后的积弱与耻辱,变法短短20年间,秦国就依靠渠梁与鞅定下的农战国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几百年来称霸诸侯的梦想。

铁农具、牛耕、在广阔的土地上粗放经营、以粟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秦国的农业此时正像一部皮糙肉厚、但运转高效的机器,隆隆作响地出产着粮食。在并不显而易见的数字上,秦人完成了实力的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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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

按照学者的推算,秦国的粮食亩产约为三石,折合成小亩是1.25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而李悝为相国时的调查显示,魏国亩产为一石半。耕作粗放的秦国农户,平均亩产比魏国农户还要低四分之一,但凭借耕地面积大、牛耕铁器的加持,耕种大亩的秦国农户,年总产量却反超了魏国农户。由此而产生的剩余粮食,就成为秦国积蓄力量、提升战斗力的关键。

同样,按照李悝的计算,魏国五口之家,一年的粮食消耗水平是“粟九十石”,年人均口粮为18石(汉·班固·《汉书·食货志》),日均不到五升;而在宋国,按照不同等级、劳作情况、年龄,五种不同人员一般的口粮标准是“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叁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先秦·《墨子·杂守》),五者人均年口粮标准为20.88石,人均每天5.7升。

反观秦国,按照秦国驿站为政府出差人员提供餐食的法律规定,即便是出差者的随从,每餐也供应粝米(指粗糙的粟)半斗;而最底层的驾车的仆人,供应量也有每餐三分之一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在军队中,一个高强度岗位的普通士兵,军粮标准是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年口粮超过30石。更有甚者,在以酷刑闻名的秦国,连刑徒、奴隶的口粮,都大多达到甚至超过《杂守》中的口粮标准,其中,筑城和舂米的男女刑徒,每月的口粮也达到了宋国人叁食、即2石的标准,更是超过了魏国普通农户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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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简

更有甚者,在地狭人众的魏、韩等国,为了尽地力、增人口,五谷杂种的结果,是更多的底层民众不得不靠着豆饭藿羹来填饱肚子,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除了吃饭的口粮,秦国对大规模增产后余下的粟,进行了国家收储,在国内实行三级粮仓存储制度,每一万石为一积,设置为一个仓库,在之前的都城栎阳仓,二万石一积,而在都城咸阳,更是有十万石一积的超级大仓库(《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而这些国家收储的谷物,也明确标明为禾,耐储藏的粟,是秦国战略储备粮的首选。

从口粮到积粟,秦国农业的发展速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国家战略储备的殷实,都已经将山东诸国甩在了身后,并且结结实实地,提升着每个秦人的热量输入,而由这些热量转化的体力提升,是秦国军队战斗力提升最为重要的基础。

二、胡服骑射的赵国饿垮了

公元前262年,持续通过“远交近攻”来蚕食魏韩土地的秦国,又一次把兵戈指向韩国,将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不愿降秦的韩国官民,把上党十七座城池献给了赵国。在平原君的建议下,赵国接受了上党土地,并且派廉颇率军20万驻守长平,以防秦军进攻。次年初,上党陷于秦军,公元前260年四月,秦军向驻守长平的赵军发动了进攻。

七月,在第一道防线的支撑点接连被秦军攻破后,廉颇将全军收缩到丹河东岸,筑起围墙,希望将锋芒毕露的秦军拖进阵地消耗战。但很快,廉颇的决策却让国君丹心急如焚,几次催促廉颇速战速决,打破僵局(汉·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重要的原因是,赵国耗不起了。

从接收上党以来,赵国20万人在长平驻守已经先后两年,尽管这20万人大部分应为后勤人员,但长期的对峙,导致不但有大批成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而且还要消耗宝贵的国家储备粮。尽管苏秦曾经说赵国的积粟够“支十年”(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但这时候,赵国的粮食储备很可能已经见底了,他们只能往东向齐国乞求借粮。然而,在五国伐齐后一直被赵国打压的齐国,选择了坐视(汉·刘向·《战国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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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

这时候,赵君丹或许才会悔恨,在这场大战之前,没有听从平阳君的劝阻。尽管经过赵武灵王变革,赵国以胡服骑射而威震战国诸雄。但相比秦国,赵国的整体后劲显然略逊一筹。赵国的粮食主产区冀州,《禹贡》记录中土壤为白壤,田为中中,赵国和三晋中的魏、韩一样,也是地薄人众。

尽管赵国的铁器技术发达,已经采用深耕、中锄、积肥、施肥等一系列精耕细作,但平阳君却明确地说,秦国用牛耕将荒地都变成了良田,还有长途水运粮食的经验,这仗没法打(汉·刘向·《战国策·赵策》)。再加上赵国一直农商并重,战争实力上又折了几成。

此消彼长,凭借着栎阳仓、咸阳仓这样的超级大粮库,又有着“泛舟之役”远距离后勤投送的经验,长平前线的秦军尽管也已经是十五岁以上少年尽发,但已经将最后的胜算,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手里。

粮草不济的赵国,在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刺激下,孤注一掷地征发后备役,并用更具进取心的少壮将军赵括换下了廉颇。结果,主动反击的赵军粮道被遮绝,断粮46天,最后的突围中,身先士卒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投降后的赵军除240名少年兵外,被秦军全部坑杀。

这一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秦国不但从根本上削弱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也彻底震慑了山东诸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大转折,从此赵国一蹶不振,六国弱势已成,而惨胜的秦国却依靠异于六国的农战路线,快速回血,统一天下,只剩下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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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疆域变化

一个奇妙的巧合是,拿下长平之战最后胜利的秦国国君,正是以周人始祖“后稷”为名的嬴稷。这个稷字,正是粟的另一个名称。在拿下长平后又四年,曾经向周民学种地的秦人后裔,攻陷洛邑,掠九鼎入咸阳。

尾章 还在沉睡的冬小麦

在战国这个中国农业政策巨大变革、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粮食品种构成变化显著的时期,秦国以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积蓄起碾压山东诸国的万乘之势的进程中,除了最为传统的粟,在夏商周时期中国也已经有种植的小麦,是否也助了一臂之力?又或者,真如后人所传闻的那样,秦国士兵的甲胄内,真的怀揣着一种叫做“锅盔”的面食?

小麦和大豆虽然也属于旱地作物,但对水的需求量上,足足比粟要翻了一番。尤其是在冬小麦春季拔节抽穗期需要大量水分,否则产量很低。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粟,要让冬小麦这个外来户大面积生根,没有良好的水分条件,是很难实现的。《禹贡》中,也认为秦地雍州“其谷宜黍、稷”,而没有提到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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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岭横亘,阻断了南来北往的水汽,其位居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又使东太平洋的水汽难以足量进入,冬春时节,北方寒流南下,使关中地区气候干燥;另一方面,在秦国完成长平之战的战略大转折之前,秦地实际上一直处于缺少大型水利工程、灌溉条件并不好的条件之下。

就在九鼎入秦的同一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才在蜀地岷江启动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经过八年的努力,都江堰宣告建成,终于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但巴蜀地处西南,一直以来并非麦作在中国的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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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

两年后,秦王政即位,同年,苟延残喘的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游说,引泾水东注北洛水为渠,希望以此“疲秦”。经过十四年的建设,才凿渠成功,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此时,距离秦一统天下,只剩下最后的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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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遗址

即便如此,麦作也没有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关中秦地快速扩张。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又迅速撤军至距离咸阳不远的霸上。秦地的民众将牛羊酒食献于汉军,而刘邦为了取悦民心表示,“仓粟多,不欲费民(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作为咸阳仓的组成部分,霸上仓此时储备的,仍然是粟。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还着重地提到,关中地区的百姓一向不习惯种宿麦(冬小麦),希望大农令让关中的老百姓多种宿麦(汉·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而冬小麦从粒食到磨成粉制作面食,还要等到汉代石磨的大规模推广。

两千年后,当中国的考古学者从出土的秦人骸骨中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西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人的食物结构中,最主要是C4类植物,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同时也有一定肉食,而C3类植物极少。而粟和小麦,则分别属于典型的C4和C3植物。

哪有什么锅盔,大秦帝国靠小米碾压山东六国

不同时期秦人食谱中C4植物比例变化。资料来源:《秦人食谱研究》,作者 凌雪

而秦人食谱中C4植物比例的增减曲线,与任好东进失利转而西征、渠梁发奋变法农战、最后奋六世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发展,恰好有着几乎同步的起落沉浮。

参考资料

秦农业历史研究 樊志民[著]

秦国粮食经济研究 蔡万进[著]

粟稷同物异名探源 韩茂莉

秦人食谱研究 凌雪

从秦简看战国晚期秦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选择 王勇

先秦两汉黄河流域粟与小麦地位变化研究 芦宁

秦统一前关中农业发展简况及原因探析 李春艳

论秦国粮食安全的几个问题 汪茉莉

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政策与魏国、秦国之比较 刘书增

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 荆峰 惠富平

探索地方土地利用历史研究 丁文广 牛贺文 仙昀让 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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