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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有这么一些姓氏属于蒙古后裔

2021年03月15日 09:24:21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亲情蒲城 浏览数:187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前一段时间,蒲城县的魏老师觉我对历史古迹比较有兴趣,就将一组拍摄于多年前的元代古墓壁画发给了我,希望对我能有所帮助。据他讲,这座元代古墓位于县南的洞耳村,是他的一位同事在自家梨园浇地的时候发现的,虽然没有出土什么有价值的文物,但是墓中的壁画非常有历史价值,真实再现了当时蒙古人在内地的一些生活场景。因为比较独特,所以后来省考古研究所将这座砖箍墓整体搬迁到省上去了。在当时被发现后,消息也不径而走,他和很多好奇的人一样都进去参观过了,也拍摄了不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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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顶部

由于光线不好,拍摄的照片有的也不是特别清楚。而之前在县博物馆也有看到,虽然是图文展示,但是也对我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也特地多拍了几张。但相比魏老师提供的自己拍第一手图片资料,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另外依稀记得在我的电脑里,之前寻找蒲城相关资料的时候,也下载了有这么一个古墓的考古报告,因为不是彩绘版的,就没有怎么去在意,也大致有这么一个印象,回头去电脑查找,发现也确实是洞耳村这座元代古墓的考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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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博物馆中的元代古墓壁画

这座元代古墓中,壁画由“堂中对坐图”“行别献酒图”和“醉归乐舞图”三大部分组成,总共有20多个人物,其中男女都是蒙元时期服饰,衣物左衽,而我们汉族的传统服装为右衽,之前孔子曾经讲过:“微管忠,吾披发左衽已。”意思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沦陷于异族人的统治。衣物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标志,而汉族到了清代剃头易发之后,右衽的服装只有在僧道,戏曲人物身上还能看到,关中一带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婴儿时期穿的“褪毛衫衫”以及棉袄之类,还保留了右衽的这一习俗。留的发式男的是蒙古婆焦发式,女的头戴姑姑冠,也是蒙元时期的标准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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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儿童棉衣是右衽

全墓室和门洞均用白灰泥抹过,上饰以彩色壁画。整个壁画颜色,虽说时光已流逝700多年,但仍很鲜艳夺目,基本完整。整个壁画的布局可分为门洞、正中、右侧、左侧及墓顶五个部分。门洞绘画是“牧羊图”。群羊各显神态,有的低头食草,有的举头张望。旁有牧人,着胡服胡帽,眼神专注,举鞭注视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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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坐图

门洞对面正中部分为“堂中对坐图”。绘着墓主夫妇,男右女左﹙蒙古族夫妻合葬习俗,是男在右,女在左﹚,并排坐在各自的胡床(圈椅)上。男主人面部丰满,唇上和颌下留短须,眉目含笑,头戴折沿披缨帽,身着蓝色交领左衽束袖蒙古袍,腰束红带,足蹬红靴。女穿红色蒙古袍,头梳贵族“姑姑冠”。墓主之后画有木雕嵌画座屏。屏风之上绘有正方形匾额,匾额内容书有墓主官爵、名讳、开穴日期。墓主两旁站着男女侍从。男抱杖器,女捧梳妆用的红色三连盒。二侍身后均画有木桌,桌上放着花瓶、玉壶春瓶、缫、盘、高足杯等生活用品。“家居图”两侧至门洞有石栏假山、花草树木及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作为背景,均与门洞周沿所绘的互相攀绕的粗线图案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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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酒图

门洞左侧部分绘“行别献酒图”,紧贴门洞绘着大树,树上拴有一红一白两匹膘肥体壮的战马,马旁的墓主欲出征或狩猎,后跟有健壮的护卫。两位仆从一手持玉壶春瓶,一手高举盘中的酒杯,跑在主人面前,为其饯行。两只猎犬也为主人的出行而狂奔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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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图

门洞右侧部分绘“醉归乐舞图”。上绘墓主荣归景象,两匹奔波疲惫的战马,缚在挨门洞的枯树上,马旁三位艺人,一人弹“火不思”四弦琴,一人击掌作节拍歌唱,一人手舞足蹈地独舞。主人由一仆人搀扶,疲劳的主人虽腿弓腰弯,但看到别后的家人载歌载舞地热情迎接,则面露喜悦。那位手持玉壶春瓶,高举酒杯的人,则紧跟在主人身旁,期待主人接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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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花图

墓顶绘有仿蒙古包顶的钩云状圆圈图案,圈下有四幅“儿童攀花图”,中间隔着四颗喷射火焰的宝珠,连接成圈。绘画除“家居图”外,其他的人均为男性,身着短袍长靴,腰带上系烟壶。整个壁画反映的室内装饰、人物衣着、坐姿坐具,与元刻本《事林广记》中的插图完全—致,表明这是典型的元代蒙古人生活状况。也与我们后来流行的娃娃年画风格类似,可能娃娃年画最早也是来源于元代的这一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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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图

在史学界,人们常说的是“强汉,脏唐,软宋,元迷糊”,元代来说,统治时间不长,文物典籍都基本损失掉了,留下的历史典籍本身就不是很多,所以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来说只能是迷迷糊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全面研究的资料都还是比较稀少,而在我们关中腹地发现这么一座蒙古风格的墓葬,那也是比较罕见的,据说也是渭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壁画中的人物衣着风格,家具陈列,生活场景等对于研究元代蒙古和其他各族先民在蒲城的活动轨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少有的原始资料。而在关中境内发现的元代古墓主要以陶瓷陪葬品为主,没有发现什么彩绘墓室的,而在蒲城洞耳发现的这座虽然没有什么出土文物,但是彩绘墓室的发现也填补了渭南甚至关中地区的这一空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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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文字

从这座蒙古墓的墓室造型、壁画内容上来看,反映出此时此地蒙古族文化的时代特点,特别突岀。首先墓室建筑形状,保持了蒙古包状,但下部却为八棱状,采纳了汉文化的“八卦”形式。墓室正中“对坐图”上方的矩形匾额中文字,是汉字用毛笔书写的。其中的“大朝国至元六年”中至元在元代有两个,一个是忽必烈还没有改蒙古为大元的时期,这里称为“大朝国”,就应该是忽必烈的年号,因为“大朝国”是“大朝蒙古国”的简称,再加上第二个至元六年对应的不是己巳这个花甲,所以应该是宋元对峙的忽必烈当政时期,“岁次己巳”中的“己巳”,采用了六十花甲纪年法;“二月清明”则釆用汉历法及节令;“娘子李云缐”是河中府人,即现在的山西永济人,应为汉族人(蒙汉通婚合葬,称作“蒙汉合璧”);蒙古人有名无姓。但墓主“张按答不花”的“按答不花”名前,贯有我国汉族中姓氏人数最多的“张”姓。表明是宣德州人,即现在的河北宣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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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入口

虽然没有写人物经历,从记载来看应该是在蒲城当地为官,最后落户蒲城,死后葬于蒲城,服饰风格上汉族随嫁蒙古人也随了蒙古人的风俗。所以整个墓内壁画都体现了宋元对峙时期的蒙古和汉民族的融合。而最终在汉地的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羌族等驻军,商旅,百姓也都融入了汉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只不过到现在还有一些在姓氏上有所保留民族的印记,其他都已经与汉族无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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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校姓影轴

而在蒲城广阔的大地上,有好多姓氏听来也感觉有点奇怪,不像是汉族的姓氏,而有的姓氏虽然是汉姓,但是他们父老传说,自己是蒙古人改姓而来。蒲城分布比较广的有个特别的姓氏“校”姓,据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裔孙,由蒙古姓氏“孛而只斤”改姓而来,于明初逃难至河南中牟,大致于明嘉靖年间其中的一支迁到了陕西。陕西校姓繁衍居住在蒲城县北的陶池、庄东、校家坡、山东头等村庄,约3000余人,是陶池村周围最大的宗族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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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矛

而读书的时候有几个荆姚的同学姓帖,刚开始这个字好多人不认识,说人家姓zhan,闹了不少笑话。后来熟悉了,就听同学们说,人家是蒙古人后裔,这个姓是蒙古姓,蒙古祖先有铁木真,帖木尔,取的蒙古名的第一个字,以不忘自己是蒙古人的意思。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荆姚人原《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铁矛(原名帖德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小时候在老家读私塾,和其他同学打闹的时候,同学们就讲,你们姓帖的就不是我们汉人,我们百家姓里就没有姓帖的。虽然早年读书和参加革命在履历表等记录中都是填的汉族,不过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中存在了好多年,直到退休以后时间比较空闲了,他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最终找到了相关证据。他们荆姚的帖姓是从大荔县帖家村迁徙而来,而大荔的帖家村保留的相关资料证明其祖上是蒙古人,他们是蒙古后裔。而在大荔同时还存在有拜家村、答家村等蒙古村落,而拜家村传说是元代开国名将木华黎的后裔,祖上有丞相名拜柱,所以后代改姓为拜。所以现在大荔县官池一带辈辈相传民谚“帖丞相,拜驸马,答国公”“帖、答、拜,不用猜(是蒙古族)”,亦传递出“帖、答、拜三姓源于蒙古族”的强烈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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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

而蒲城另外一个姓氏忽姓,在《蒲城县志》及其他相关记载中并没有找到明确是蒙古后裔的记录,但《富平县志》中明确表示忽姓是蒙古姓改而来。而苏坊桥村忽鸣忽大人的墓志中记载:其先五代之前不可考。可能因为明初明令禁止姓胡姓穿胡服,所以在汉地的原来蒙古后裔改汉姓,随汉俗,对于自己的姓氏来源因为其他的原因也讳莫如深。蒲城的苏坊桥村有个忽家村,县西门外也有个忽家村,就不知道两个村有什么关系没有。另外如蒲富交界处富平境内也有忽家村,富平县志明确记载其为蒙古姓氏,另外富平美原党里村李家李姓传说其祖先为蒙古王爷,后改汉姓李,在姓氏上已经没有了民族色彩。

在历史长河之中,蒲城境内留下了多个民族生活和活动的痕迹,在地名上留下了如罕井、东党、钤铒等羌姓地名,也留下了井、和、党、同、屈等羌姓改姓,也留下了忽、校、拜、李、帖等蒙古改姓。在历史上,蒲城长期处于各民族杂居状况,如长达数百年的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后金灭亡辽,契丹民族就四散各地,最终融入了其他民族,蒙古灭西夏,灭金,其原来土地上的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金国的主体民族女真族也随之消亡。明灭元,居住于内地的蒙古村落与当地其他民族互相融合,再加上明初朱元璋禁姓胡姓,禁穿胡服,所以后面基本上都改汉姓,随汉俗,最终融入了汉民族之中。而洞耳发现的这座元代古墓中的壁画也非常真实的再现了当年蒙古族群与汉族通婚,以及生活的场景,其中壁画中的陈列,布局,衣着,葬式对于研究元代时期蒲城的人文风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迹!

参考资料:《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蒲城县志》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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