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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2020年12月30日 19:04:50来源:觅食记 作者:罗格 浏览数:200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2020年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增长0.9%,中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七年丰收,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470公斤,持续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

然而,数据显示, 40年前的1980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1101公斤,人均年占有粮食320多公斤。而在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1000公斤左右,全国人均年占有粮食320公斤。200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几无提高。

换句话说,在汉代,农耕中国的个体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触到了动态平衡的“天花板”,此后2000年,仿佛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死”了。这一切的起点,或许要从公元前139年,一次伟大的西行探险开始说起。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描绘的张骞出使西域壁画摹本,敦煌研究院藏品

公元前139年(汉建元二年),已经成为大汉皇帝两年的刘彻,终于年满18岁了,他希望从今以后,由自己来决断更多的国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困扰帝国数十年之久的匈奴边患。

于是,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由郎官张骞率领,以曾经的匈奴战俘甘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准备联络月氏人夹击匈奴,不料却在穿越河西走廊时,被匈奴骑兵俘获,与长安失去了联络。直到十三年后的元朔三年,历经磨难的张骞和甘父两人,终于回到了长安,他们并没能完成远交月氏、近攻匈奴的使命。

又七年,已经是中郎将的张骞,再次率领300多名随员出使西域,意图劝说乌孙东归,并联合西域诸国。尽管这次出使依然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但张骞的脚步横跨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并且带回了安息和条支等国家的消息。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这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司马迁将这次探险成为“凿空西域”,张骞、班超以及更多后来者的脚步,勾连起了一条连通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路线。沿着这条被成为“丝绸之路”的大陆桥,使团和商队往来继踵,也带来了葡萄、苜蓿、石榴、芝麻等曾经中国人陌生的农作物。

世界上没有无因的果。当我们将张骞这两次探险,置于更加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时,就会发现,无论对匈奴的自卫反击、还是商贸流通,都并非中国向西派出探险家的根本动力。

彼时彼刻,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经历了“文景之治”后,遭遇了一场空前的“人口危机”。而从长安西去一万两千余里、“西海”边的条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大汉使者西行抵达最远的地方(汉·班固·《汉书》)。这里正是另一个人类文明孕育地、也是单粒小麦的驯化起源地——“新月沃地”。

汉武帝的困惑

公元前140年(汉建元元年),年轻的皇帝刘彻即位的第二年。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父亲交到他手上的国家,此时呈现出了一番矛盾的景象。

一方面,国家经济着实繁荣,国库丰盈,京师国库里收储的钱,因为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太仓粮库里陈粮压着陈粮,都溢出仓外露天堆积。这是“文景之治”给年轻的刘彻留下的宝贵财富。

照理说,在这样的局面下,老百姓的生活应该也很安定富裕。但事情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国境内游民一点儿也不见少。早在文景之时,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贾谊和晁错就关注到,遇到不好的年景,农民就很容易破产而“请卖爵子”(汉·贾谊·《论积贮疏》),“游食之民”在乡间四处漂泊流浪(汉·晁错·《论贵粟疏》)。

在他们的建议下,虽然国家制订了重农抑商、入粟受爵等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人民“归农”,并且不时减免赋税,税赋最低时的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二年),农民只需要缴纳粮食收成的1/30,但依然还是有不少游民无法归耕于田。

这些原本可以安居乐业的人,却走上了流浪之路,不得不说与土地兼并有着必然的关系。但即便是失去土地成为佃农,他们也依然会在土地上奉献自己的劳动力。那么,游民的出现,就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前156年,在刘彻的父亲刘启成为大汉皇帝的第一年,他就下了一道诏令,各方郡国之中,有的地方土地瘠薄不利于农桑,有的地方水利发达土地肥沃,如果老百姓有想要迁徙的,那就听他们自便吧(《汉书·景帝本纪》)。这道诏令,揭开了游民问题背后的另一个原因:局部地区人多地少,已经造成了粮食短缺。

此时,尤其是在长安关中地区,由于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已经显露出地小人众的态势了(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后来司马迁著《史记》时,记载了19个侯国的人口数字,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到文景时的两三代人时间里,有的地方人口增长了两倍乃至三倍。这对于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来说,压力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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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里19个侯国的人口增长。资料来源:《汉代农业》 【美】许绰云

也正因此,在即位第二年的七月,刘彻就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令,他将原先属于皇家养马的广阔苑囿,赐给无田的百姓改为农田耕种。但皇家公地只不过杯水车薪罢了,他的目光在大汉的疆域图上扫视,寻找着破解之策。

这一年里,还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先后来到刘彻的身旁。五月,年仅13岁的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因为擅长心算,被特拔入宫,任命为侍中,在天子身边伴读;同年十月,刘彻下令让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年近60岁的河北广川人董仲舒,以《春秋》和天子论策。少年天子将这些有识之士留在身边,希望借由他们的智慧,来施展自己的雄图大略。

面对地少人众的矛盾,年轻的皇帝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匈奴未灭,无以为家

公元前129年(汉元光六年)的春天,继四年前与匈奴关系正式破裂后,汉军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老将,各率万骑出击匈奴,在北上的各路大军中,还有一位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

这位曾经给人牧过羊的私生子,第一次率军与匈奴作战。在几路大军中,只有卫青这一路在龙城之战中取胜,俘虏匈奴700余人。尽管这只是汉军大败绩中的微弱亮点,但这已经是立国以来,汉军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随着战争的推进,卫青的军事天赋愈加显现,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秋,卫青领三万骑出雁门,斩首俘虏数千人;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卫青率军从云中郡出发,大范围迂回到匈奴侧后,收复了河套地区的“河南地”,后设朔方郡、五原郡。

从此,汉军扭转了在对匈奴战争中一直以来的退守之势,开始向匈奴展开了大举进攻,双方在边界上展开了全线战争。除了卫青在前线屡建奇功,他的外甥霍去病也开始在卫青军中崭露头角。这两个年轻的军官仿佛是汉军的战神,在他们的带领下,汉军兵锋直指大漠以南。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秋,匈奴休屠王死、昆邪王降汉,整个河西走廊全部落入汉王朝的控制之下。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汉与匈奴三大战役

为了褒奖骠骑将军霍去病,刘彻下令修盖了全新的宅邸,想让霍去病去看看,然而霍去病只是淡淡地回答皇帝,匈奴还没有消灭,“无以为家也”(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这一句话,看似是霍去病的谦让之辞,其实更是彼时整个汉家的呼声:

当这个庞大的帝国内部稳固了自己的基本盘,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加突出,那么,争夺文明的生存空间、向外开拓更多的土地,使之纳入自己的家园,是一个相对直接的选择。毕竟,先周时的诸侯分封,实际上也带着武装拓殖的意味。

所以,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更像是这个文明派出的一个斥候,在战争迷雾笼罩的无边空间中,探索出文明未来可能的拓展之地。事实上,这位斥候在西域大夏国见到过蜀布和邛竹杖,就通过大致方位推断身毒国(印度)离蜀地不远,提出尝试探索西南丝绸之路的建议(汉·班固·《汉书·张骞传》)。

同样都在努力驱散世界的迷雾,北上的汉家和南下的匈奴在大漠草原上迎头相撞,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搬走面前横亘着的壁垒,民族的未来,也很可能“无以为家”。汉家开疆拓土的另一面是,丢失了河西的匈奴发出了“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悲恸歌声(佚名·《匈奴歌》)。

也正是在卫青与霍去病收复河西之后,汉王朝随即在这里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个郡。两年后的前119年(汉元狩四年),大汉从东部多个遭受水灾的郡县,共迁移大约72.5万受灾流民,来到西北边疆的这四郡安置(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撑过艰难而又辉煌的日子

然而,文明向外的生长和交锋,势必空前激烈与残酷。正值盛年的刘彻实在太忙了,他要经略的不仅仅是西北方向,东面的朝鲜、南面的闽越、西南的南越,都需要他付出心力。他的时间远远不够用,因为他的帝国开始有些气喘吁吁、赶不上他的脚步了。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深入5000里之外的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在刘彻的期望中,这一战能彻底击垮匈奴而一劳永逸。然而,大军去时旌旗蔽日,回时却干戈寥落。28岁的郎中司马迁眼见到,两军出塞时,仅军马就有14万匹,而到凯旋入塞时,只剩下了不到3万匹(汉·司马迁·《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样的战损实在太可怕了。自元朔年间战争逐次升级以来,军费抚恤、水利兴修、救灾移民的各项开支越来越大,耗费钱粮数以百亿计,即便文景时国库丰裕,但再厚实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更何况,商人们还积贮财货、冶铁煮盐,拥有了大量财富,他们的财富不但帮不上国家的忙,反而让老百姓的日子更苦了。

也正是在汉军远征漠北这一年,刘彻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负责盐铁官营事务,以求增加财政收入。而当年那个心算小神童桑弘羊,作为侍中开始参与到盐铁官营的规划中。为了确保整个财政改革计划的顺利推行,一系列严苛的法令也逐一而出(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但是,盐铁官营、五铢钱推行等政策,让刘彻的另一位资政大臣董仲舒感到了焦虑。反复思忖之下,他甚至不惜借秦亡的例子,来力劝皇帝:“尽管古时候的井田制难以恢复,但至少可以限制一下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阻塞土地兼并,以便让没有土地的人获得一点田地,减轻赋税徭役,节省民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董仲舒像

与此同时,董仲舒还建议道,提高粮食生产量,才是国家收入提高的根本因素。董仲舒还提议,关中地区的百姓一向不习惯种麦子,但麦与禾是古时圣贤最为看重的,所以希望大农令让关中的老百姓多种冬小麦(宿麦),不要误了农时(汉·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

尽管麦作早已在西亚被驯化,并且在中国的商周时期就有种植,但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末尾,在关中京畿地区,正如经济专家桑弘羊先后出任过的“治粟都尉”、“搜粟都尉”的官职显示的,小麦还没有被这里的农民们普遍接受。而在董仲舒的家乡,也就是关东地区,麦作反而比关中更盛行。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此时此刻,在刘彻看来,他的汉家骠骑还要在草原上呼啸来去,像匈奴人一样横扫着匈奴人;那些迁居到西北边塞的移民,也需要天子给予他们一个安顿;还有大量的水利工程等着兴修……等着他去做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他的时间远远不够用。他还需要桑弘羊继续发挥他的理财能力,推均输法、创平准法、纳粟拜爵,来撑过这虽艰难却辉煌的日子。

至于麦子的事,再等一等吧。

大转折:轮台罪己

然而,再强韧的弓弦,也有崩断的一天。在汉家骑兵最辉煌的顶峰,霍去病和卫青两位军神先后病逝。在公元前100年(汉天汉元年),汉与匈奴战端重开,次年,汉将李陵在绝境中被俘投降;又九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在全军溃乱中投降。

如果说李陵的投降,还会让刘彻感到愤怒,那么李广利的投降,数万汉军葬身大漠,让他常常心生悲痛。已经67岁的刘彻内心中,曾经熊熊燃烧的烈火,如同浇上了一盆冰冷的雪水。

就在这时,桑弘羊不合时宜地提醒道,趁着军队在西域车师的胜利,应该加强轮台地区的屯田,以便稳固住过去好不容易推进的战线。然而,天子的回话,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轮台遥远,又要屯田,又要起烽火台,这是使天下人受惊劳累,而不是优待百姓啊,我现在不忍心听到这话(汉·班固·《汉书·西域传·轮台诏》)。”

此时也已是一个老人的桑弘羊,一定有些错愕(否则他也不会在后来的盐铁会议上依然坚持己见)。尽管仍是这个国家倚重的财政专家,但有一笔账,他还是没有算明白。

经历了三十年的努力,汉军的兵锋越过长城,终于推进到了大漠,但这里并非汉家子弟们所熟悉的风景。地广人稀的草原上缺少树木和水源,不像他们的家乡那样时而飘起雨滴,取而代之的则是风雪。就在征车师的时候,西域沿途多国准备了大量的食物,远征的汉军却依然有人饿死在路上(汉·班固·《汉书·西域传·轮台诏》)。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

一条看不见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将华夏大地分成了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农业生产结构,而农耕或游牧的差异,又导致了热量转化效率的不同。今天,中国人均消费粮食主要仍由谷物来体现,而生长1公斤牛肉大约需要消耗8公斤谷物饲料,因此,中国的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大约只有美国的40%。

当汉军突破农牧分界线、深入大漠地区后,这种成本效率的不同,就开始显现出来。在适宜畜牧业的草原上改种粮食,本来就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而如果汉家得到了草原同样经营畜牧业,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长城内地少人多的问题——或多或少的,在经历了二李之败后的刘彻,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天子终于累了。他告诉所有的朝臣,从今往后,停止那些严苛的执法吧,不要轻易提高赋税了,大家要努力发展农耕。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将搜粟都尉这个官职,交给了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官员——赵过。不久之后,刘彻就告别了这个他曾创下辉煌的时代。

点开了“精耕”科技树

既然开疆并不是一个高效率的手段,那么对于一个人口密度高、由小自耕农支撑起来的国家,最符合生产规律的事,就是集约式耕种、使劲提高土地的出产率。那个刚刚被选任为搜粟都尉的赵过,很快就拿出了他的方案:

为了适应黄河流域土地的旱作特性,需要在土地上开一尺宽一尺深的沟,将种子播种于沟中,在中耕除草时,又将两边的垄土耙下来,保护作物防止风吹倒伏,并起到保持水分的作用,地里开沟的位置,每年都有轮换,因此称为“代田法”。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代田法示意图

为了适应代田法,耧车、耦犁等农具,也被开发出来,而耦犁需要二牛三人一组配合使用,也进一步促进了牛耕的应用,耕地的犁铧,也从钝角三角形,改成了锐角三角形。

经过在皇家公地的试验,代田法和配套的耕作技术取得了增产,至少比不分垄和畎的“缦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为了推广这些新的农业技术和工具, 赵过组织三辅地区地方官、农村基层的首领,并且招募了众多种田能手进行训练,而这些人又进一步在关中大地推广新农技(汉·班固·《汉书·食货志》)。

新农技和新农具的应用,对于开垦荒地也有着推动作用。依然有着战时机制余威的国家政令,很快就将这些农技推广到了远在边疆的地方。在赵过在关中初试代田法之后二年,在居延边地,也已经开始实行,有了“代田”和“代田仓”的记载。

与此同时,在农业增产的大目标下,小麦也要等来它在汉地的一个“春天”了。

小麦之春

除了通过这些农技和农具的革新,来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增产的另一条路径,则是高产的新作物品种。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溯大汉的君臣将目光投向西域的那一刻,也就能理解,当这个文明在对外探索未来发展的土地空间时,势必也能注意到其他文明的生存方式,其中就包括了新的农作物品种。葡萄、苜蓿、石榴、芝麻、大蒜……这些西域的农作物,即便不是由张骞使团带回,但也是沿着丝绸之路纷至沓来的。

巧合的是,丝绸之路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东岸等连接而成的月牙状的广大区域,被称为“新月沃地”,和古老的中国一样,这里也是世界农业革命的起源地之一。这块沃土和黄河流域纬度相似,而丝绸之路所经的塞琉西亚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和长安的纬度,都在北纬33°,这就更是为新作物的迁徙,打开了方便之门。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新月沃地

冥冥之中,“凿空西域”仿佛就是小麦故乡的一次召唤。就在新月沃地的最北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遗址哥贝克力石阵附近,人们发现了成熟后会等人类采收的小麦突变品种——单粒小麦(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发现野生小麦祖本)。尽管在这次物种大交流中,并没有新的主粮食作物品种到来,但来往的使者们一定会发现并得到证明,小麦是一种产量更高的作物。

相比春秋战国时期,被作为主粮之一广泛种植的大豆,小麦的单位产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左右,这样原本养活一个人的土地,就能养活两个人;同时,由于冬小麦秋种夏收,它就有可能和粟或者大豆进行搭配轮种,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同时,粟是短根,而麦的长根有助于疏松土质,适合地质紧密的黄土地,同一块土地进行粟、麦、豆轮种,能养活的人口也就更多了。

曾经被忽略了的董仲舒提议,渐渐得到了重视。汉成帝时(公元前33年-前7年),一位家乡在山东氾水的政府官员,受朝廷派遣,以轻车使者的名义,来到关中三辅地区,监督并大规模推广麦作。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在这位官员看来,小麦有着“首种”的地位。在指导麦作的同时,他也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详细记录了耕作的各种方法。其中,在三辅地区的耕作中,就可以充分利用麦和粟的种植季节差,只要粟一收获,就可以开始在同一块地里种麦。

除此以外,他还在前人赵过的基础上,精心总结出了一套“区种法”,将田地画成小区块,在小区里精细地使用劳力和肥料。在种麦子的时候,播种覆土厚二寸,一行一沟种52株,一亩45550株,大约用种2升,秋冬季节各有不同的护理方法(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汉武帝时期的各种水利工程也帮上了忙。他在位时在关中地区修建的龙首渠(中国第一条地下渠)、灵轵渠、六辅渠、白渠、湋渠等许多水利工程,形成了泾、渭、洛三大渠系;在开疆西域后,水利设施甚至修到了边境屯田地区。麦豆作物耗水量大约比黍粟高出大约一倍,水利设施的保障,也让关中地区的麦作开始繁茂。甚至在边关的居延、敦煌等地,麦作也成了边防吏卒和普通百姓屯田的主要作物之一。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这位官员的名字,叫做氾胜之。他将禾麦等五谷主粮以及瓜、瓠﹑芋﹑桑等十三种作物种植经验,记录编纂成册。这十八篇农作笔记,被后人称为《氾胜之书》。在他的笔下,土地的精细利用、对每棵作物的精心照料,几乎达到了园艺的水平。而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原则和方法,也利于狭小土地资源的开垦利用,甚至于直到今天,在中国大地上仍然依稀可见。

被锁死两千年的农业

在华夏大地的北方到西北方向上,“阴山—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缘”这条看不见的地理分界线,是一条农耕民族实在难以逾越的农牧分界线。

随着刘彻的轮台诏令扭转了政策方向,汉民族向西北方向拓边的雄壮步伐,暂时告一段落。此后,汉代的耕地面积持续增长,从汉武帝时的四千一百多万亩左右,增长到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后基本稳定。

随着大量荒芜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种植高产但耗水量大的农作物又需要水利灌溉设施的开发建设,久而久之导致森林、湖泊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同时也让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实际上,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水利设施,很快也碰到了问题。龙首渠解决不了塌方问题,溉田效果并不显著;白渠运行时间长久之后,容易淤高渠道和农田,导致田高于渠,渠高于泾,破坏整个灌溉系统。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开垦种植面积越大,水土流失破坏也越严重。

等到700年后,那个同样强大的唐帝国再次注意到小麦的时候,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生态失衡,从那以后,中原王朝的帝王,就只能在梦中回望长安了。

种植农业“对内挖潜”的另一面,则是在赵过、氾胜之以及后世一代代农学家的指导和推动下,汉民族从此坚定地走向了精耕细作。农民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土地上,甚至是房前屋后的半分薄土上,见缝插针地安排各种各样的作物,毫不吝啬地投入自己的劳力,春夏秋冬连续耕作,只期待产出能多一些、更多一些。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环境下,农民们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获取足够的热量,就要投入大量人力,每个家庭都将希望寄托在增添男丁上,而增殖的人口,紧接着又会带来粮食不足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种植农业,就被锁死在这样一个怪圈中,

汉代人口顶峰时约为6000万,人均占有耕地约为8市亩,到1949年时,中国耕地面积达到14亿余市亩,人口达到5.4亿,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降低到大约2.6市亩。自西汉以后,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就只能长期徘徊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线上。

尽管每一个农民家庭,将自己每一滴汗水都抛洒在田地里,却根本无力改善紧张的环境资源、艰苦的生产条件以及低下的生活水平。及至解放前,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只有约208.9公斤,甚至还不如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要突破这块看不见枷锁,真正开始飞越,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张骞出使西域的隐秘动力,是来自小麦故乡的召唤?

中国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变化(1980~2014年)

后记

本文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场寒潮让天南地北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又是一年岁末时。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写麦子的故事时飘起雪,这可真是个好兆头。

在一页一页查阅资料、一字一字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人为争取文明的拓展空间而奔涌的热血,也真切地看到了他们为生存而付出辛劳的深沉,也为两千年来被锁死的农业生产率而感到惊惶。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2021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种子,就相当于农业的“芯片”。曾经的开疆拓土饮马漠北固然恢宏,如今,珍惜脚下的故土,运用我们的智慧,浇灌我们的汗水,或许更为重要。

参考资料

《秦汉史》 林剑鸣 著

《汉代农业》 【美】许绰云 著

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宁可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李成、朱歌敏、凌雪

关于小麦在汉代推广的再探讨 彭卫

汉代麦作推广因素探讨_以东海郡与关中地区为例 惠富平

中国汉代农业技术和农业变革 【英】弗·布雷

“植之秦中,渐及东土”:丝绸之路纬度同质性与域外农作物的引进 李荣华、樊志民

论张骞出使西域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几个问题 张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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