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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友社第五期学员杨晨采访实录

2018年06月12日 05:08:36来源:秦剧学社 作者:秦剧学社 浏览数:747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采访时间:2015年5月7日

采访地点:西安市杨老师家

采访人员:古洋州

录音整理:陇上一痴

文字编辑:羲皇上人

名家简介:杨晨,1943年生于陕西安康紫阳。1954进尚友社学艺,工小生,师从李阔泉、朱尚玉、阎国斌、张新华等,1989年入西安市艺术学校任教直至退休。业余从事剧本创作,改编创作有《贵妃东渡》《月满中秋》《秦王李世民》《梨花峪》《深宫怨》《玉虎坠》等。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采”)和杨晨老师(简称“杨”)的对话实录:

采:杨老师的籍贯是哪里?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小时候家境怎么样?

杨:我是1943年4月10日出生的,老家在安康的紫阳县,我家所在的瓦坊镇,是那方圆一带最穷的地方。我四岁左右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家里的处境非常艰难。大约五岁时,我只得随母亲离开紫阳寄居到安康的亲戚家里去,一路上,看到沿途的树皮都被吃光了。在我六岁时,母亲又带着我像逃难一样到了西安。

采:杨老师是什么情况下开始学艺的?是自己喜欢还是家人的意愿?

杨:那一阵上学都迟,我大概到了九岁的时候,才到西安的柳巷小学去念书。上到二年级时,尚友社开始招生,我就去报考了。主要还是自己喜欢。

我当时住在骡马市的石家大院,离三意社很近,院子里同住着一些三意社的老演员和导演,每到礼拜天不上学的时候,他们常带我们这些院里的小娃去看戏、到后台玩,就那样慢慢受了些熏陶。当时也没有什么理想,只是觉得演戏很好玩。等到尚友社开始招生了,就去报考了尚友社,因当时三意社没有招生。

采:当时报考尚友社是否需要考试?

杨:要考试。考了两次,两次放榜都有我。考试现场有很多老师,像刘光华、惠济民、阎国斌、杨金声、王尚志、郗尚全、朱尚玉、李阔泉等,会唱戏的要求唱几句戏,不会唱戏的就唱几句歌,还要检查骨骼。我当时唱了一段歌,老师问会唱戏不,我又唱了《劈山救母》里沉香的几句,是之前看戏时听来的,老师觉得还可以,叫我回去给家里做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方面还不同意,班主任希望我继续上学。但我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去演戏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奔个前程,加上本身也爱,就这样决定从艺了。

采:那和您同期报考的都有哪些人呢?

杨:我这一班当时招收了四十多人。后来到了56年,支援大西北,大部分同学都去了玉门,还有一些大学长和演员们去了宝鸡,团里就留了十二个同学。当时我也想去玉门,因为和同学们已经有了感情,想跟他们待在一起,结果老师说我太小,没让我去。留下来的同学中,后来又有四个不干了,最后在团里坚持到底的只有八个人。除我之外,还有齐海棠、赵虹、龚彩莲、张森龄、苟玉兰、冯素清、薛莉。

采:当时练功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分行当?要不要给演员穿角子?

杨:我们每天有三趟功。早上起来一趟,主要是练腰、腿等基本功,由李阔泉、朱尚玉、郗尚全、刘尚才老师负责;吃完中午饭一趟,主要是身段和唱念,由阎国斌、杨金声老师负责;晚上再练一趟把子功,后来又逐渐加了毯子功。老师大都由演员兼任,遇到他们有戏的时候,练功就由李阔泉等京剧老师负责了。

报考时的确是按行当收的,比如老师看我适合演小生就让我学的小生,但练功时没分那么细,只分了男功和女功。练功期间没有安排穿角子,到了56年支援西北以后,学员少了,团里演出也需要人,我们就开始穿角子了。

龚彩莲、杨晨《胭脂》剧照

采:您的启蒙戏是哪个?学戏过程中有哪些比较难忘的事?

杨:我启蒙戏学的是两个小武戏——《十字坡》和《三岔口》,我演武松和任堂惠,都是李阔泉老师为我排的。后来到了古典戏快停演的时候,张新华老师又为我排了《黄鹤楼》,我演周瑜。通过学这个戏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第一是嗓子已到倒仓期,唱起来很累;再一个觉得自己不擅文戏。所以,到后来我常演一些武戏。

说起来我这一班命运不太好。我爱武戏,李阔泉老师就根据我的条件排了《八大锤》,这个戏唱不多,主要是亮身段,但戏排好以后,却没人配戏。因为我的同学大都走了,剩下的几个还是旦角,配不成戏。自己是小孩,成年演员又都不愿意配戏,所以到后来也没有演成。这个戏我练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上演,却训练了我的基本功。

采:练功苦不苦?

杨:那苦么。我记得当时在学员班的时候,李阔泉老师挑选了十个好苗子,准备从小培养,其中就有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别的同学都是七点半起床),尚友社舞台下面有个地下室,有四根柱子立在中间,只有一个灯泡,黑麻咕咚的,我们就在里头练,拿大顶、下腰、揉腰等等。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先走一步,为其他学员做个示范。这样练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就开始向西边支援人了,人心也乱了,同学们都走了,这件事也就此终止了。

采:小时候看老师们演戏,对您有什么影响?

杨:老师们的演戏和做人,对我们影响都非常大。我们这一班学生虽然人小,但对老师都很尊敬,每次见了都要鞠个躬,喊声老师,在心里面确实把老师看得很重。他们批评我们,无论轻重都是接受的。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了,见到老师还是这样,起码要点个头。文革以后这些学生就不一样了,尊师敬长这方面做得不太好了。

老师们演戏,总体来说都很认真。我们在练功时间,都愿意去提水(当时练功的院子里没有水,需要到本团去提),那时候娃们都小,提一桶水也是很费力的,但是大家都爱去,原因是可以顺便看到团里前辈们的演出。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看,到了56年以后,就上台穿角子了,这时才有机会和老师们同台,得以在台上近距离地观摩他们演出。老师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敬业精神非常强。说到这里就有个笑话,我们张新华张老师,有一段时间连续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演习惯了,每天一到时间就主动去化妆。有天晚上化完妆问衣箱师傅要道袍穿,对方问他:“你知道今晚演啥戏不?”他回答说:“《梁祝》么!”衣箱师傅告诉他:“今晚是《铡美案》,没你。你穿的啥道袍?”把张老师自己也逗笑了,回去又把脸擦了。

杨金声老师那时候年龄大了,基本不上舞台,但他只要有时间,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叫过来顺唱腔、教咬字拖音。学生到了倒仓期,他会教你咋样用不好的嗓子把戏唱好,这些都是义务性的。包括张新华老师,他教我《黄鹤楼》也是义务性的。只要他没事就把我叫去排戏,这样无形中我就成了他的学生,但实际上没有行拜师礼。我正式递过拜师帖子的是苏育民先生,那是领导安排的,我当时也觉得稀里糊涂。因为两个团不在一起,跟他学戏也不太现实。后来张新华老师主动来教我,把自己的拿手戏传给我,我很感激,也就刻苦地、自觉地去学。但因为我个人条件太差,不太争气,没能把这个戏继承好,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有次我们接到省上通知,到延安、榆林一带的老区去慰问演出,恰逢春节前后,天降大雪,气温很低。何振中先生因体型比较魁梧,他为演《赶坡》,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就光穿了个单水衣,上面套个褶子,在大雪中演戏。这一点让我们很感动,印象非常深刻。

老师们自己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同样严格要求我们。老师说:你在底下练了多少功,都要在舞台上展现,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不要说你多好,台底下说了不算,上了舞台才能证明自己。你们要趁着年轻,多学东西,要先立业后成家。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我们在台上饰演角色无论大小都是很负责任的,包括表演、服装、化妆、道具,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我们同学人少,没人配戏,环境也不好,都是靠老师教导和自己努力锻炼出来的,像齐海棠、赵虹、龚彩莲,都是好样的。我这班同学谈恋爱也都很迟,基本都到二十七、八了。

龚彩莲、杨晨、李爱云《补锅》剧照

采: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位老师,还有哪些前辈演戏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杨:当时看的戏很多,光尚友社来说可称人才济济。前天我还在广播里听到李爱云的录音,我感觉再也没人能达到她那个演唱高度了。她本身嗓音条件并不好,但在“四大名旦”里边她是高中生——有文化,能理解角色,所以她很会唱,而有些文化程度低的只能“傻”唱。张健民的花脸当时是在西安很少有人匹敌,他的唱腔和道白都比较特别,尤其道白非常清楚。和康正绪合演以道白为主的《草坡面理》,两个人都很突出,其他团是演不了的。还有康正绪演《屈原》、《醉写嚇蛮》,大家都说:别看康老师文化程度不高,但演这些大文豪、大学士感觉非常逼真。对他的戏评价较高。除了这几位,还有阎国斌、李正斌、王集志、王玉琴这些老师、学长,也都各有特色。尚友社之所以在轰轰烈烈的西安剧坛拥有一席之地,这些老艺人们功不可没。

另外,易俗社和三意社也是各有千秋。总体来说,易俗社的艺人们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像汤涤俗、樊新民这些老师,虽然是演丑角,但他们的表演有内涵、有深度。陈妙华天赋条件好,第一有副好嗓子,第二悟性非常高,很多地方老师一点拨,她立马就能明白,所以演戏很灵性。再如肖若兰,我和她在一起演戏那么久,从没见她演过《三娘教子》,后来偶尔听到她这个戏的录音,唱得确实好。说明她对待艺术很用心,尽管不是常演的戏,但她能融汇各种唱法之长,形成自己的特点,别有风味。

苏育民老师的戏我看过两个:一个是《打柴劝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首先在唱腔上假声和本嗓结合运用地好,其次在人物塑造上有特别的研究,很真实。还有一个是《火焰驹》中的李彦荣,他能把大将军镇守边关的气势演出来。周辅国虽然是演二花脸的,但他的唱腔也很特别,尤其《火焰驹》中艾谦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演得很好,能自成一家。

年龄更大的前辈像刘毓老,那就更好了,真是没啥说的。还有孟遏云,我们称为大姐,她台上好,台下也好,对我们都很关心,谁要有困难她都会过问。后来她不在了,我们都很伤心。

采:听说文革的时候把剧团人员下放了,这个阶段是什么情况?

杨:在文革前,三年“自然灾害”后时间不长,古典剧就停演了,箱子也封了,就排些现代戏。这些戏政治方面可以,但没有市场,老百姓不爱看。

64年冬天,社教开始前,就把我们下放到长安县的斗门去了,待了半年左右。那时候就谈不上艺术了,也不练功了,每天和农民打成一片,甚至比农民还要辛苦,白天劳动调查,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紧接着社教正式开始了,人心惶惶,演员分头下放到了农村和工厂。

66年文革开始,文艺界开始走下坡路。单位乱哄哄的,演员分成了两派,互相指责、打内仗。这十年整个把一代人给毁了。从尚友社来说,59至60这一期学员,刚刚开始演戏就乱套了,艺业也基本都荒废了。

采:那杨老师在文革中有没有受到冲击或参与过内斗?

杨:没有。那时候我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单位要求我们必须参加“群众组织”,不加入就不给发工资,后来我没办法,也只得随大流。我加入的是“工总”,也就是所谓的“保皇派”。不加入不行,没有工资啊,等于有人在背后推着,就那样过来了。

但是像“造反派”批斗老师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以前见老师都要鞠躬,咋能打老师?我想不通。

杨晨、广雪琴讨论剧本

采:杨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剧本的?

杨:在社教期间我就爱这个工作,单位也动员我,那时候只是写写简单的宣传内容,就像二人转一样能上台歌诵就可以了,我有这个基础。到了79年和易俗社分团以后,因为我的嗓子没倒好,在演唱方面再难有大的发展,要演也只能是一般角色,于是我开始考虑学习创作,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多做点贡献。从八十年代以后到现在,陆续写了七、八个剧本。

采:您写的剧本,个人感觉比较好的有哪几个?

杨:写出来得到好评的,一个是由话剧改编的《秦王李世民》。话剧作品本来得过奖,我的一个师兄对我说“这个戏移植成戏曲应该更好”,我就尝试着改了。先看了电台放的四集连续剧,后来从杂志上找到了这个话剧本子,用三个多月时间改了过来。改完后我自己也很忐忑,就拿到戏研所和市委宣传部去征求意见,宣传部组织了个专家会议开展讨论,会后专家们总结说“改得好,可以上演”。回来给团领导说了一下情况,团里说“服装置不起”,所以还是没演成。当时戏研所的项宗沛老师,他每周只上一天班,恰好看到了这个本子,看完后他给我留纸条说:“我一口气看完了,你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创作人员,非常难得。我估计你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希望你从此走下去。”戏虽然没有演,但对我的激励很大。

另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是自己创作的《贵妃东渡》,这是单位下达给我的任务。作品素材来自于报端的豆腐块消息,我花费了三个多月的精力写了出来,后来也上演了。《当代戏剧》来和我说,组织几篇文章加上我的剧本,要发一个专刊,让单位给杂志社七千元。那时候单位连正常工资都开不了,哪来的七千块钱?对于我个人来说,那时候七千元更是天文数字。最后也没弄成。

我退休后尚友社过社庆,受母团的邀请回去改编了《玉虎坠》。包括乐队作曲在内,共给了一个礼拜时间,我大概用了四、五天时间完成了。

我写剧本是业余爱好,都是在工作之余完成的。那时我还担任着演员队长,既要上台演出,还要管日常工作。晚上夜戏结束以后,凌晨一点左右到两、三点,就是我的创作时间。在农村演出时就找一张报纸,在化妆室一铺便开始写,后台不方便时就拿个本本坐到庄稼地里、麦秸窝里或者井台上写。这些剧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没有正式给过我一天专门用于创作的时间。我文化程度不高,很想去学习提高一下自己,但单位事多,不放我,每次进修学习都没有我。也没有老师求教,字典就是我的老师,我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因此在这条路上走得比较辛苦。

采:那您是什么时候到艺校的?去了之后负责哪方面工作?

杨:我是89年11月到的艺校,主要负责行政和人事。95年招这班学生,单位认为我熟悉戏曲,让我成立个戏曲教研室,由我负责招生和选择老师。我在当年2月份接到招生任务后开始做宣传,到7月份招生结束,超额完成了指标。97年教务科王芷华老师退休,又紧急开会决定让我当了教务科科长,直到2003年退休。退休后又返聘了一年,2004年才回到家里。

采:那杨老师对于当前秦腔现状有什么看法?

杨:我以前还有热情,相信潮落总有涨潮时,希望秦腔还能再振兴起来。现在看来,很难了。比如看了咱的“秦之声”,鼓不起勇气,尽是泄气。

叫我说,既然省上有振兴秦腔办,就应该发挥作用,多组织一些比赛演出,也能促进演员练功。否则,演员没兴趣练功,表演水平也就越来越滑坡了。从院团来说,西安市上最好能保留两个剧团,最起码也要保留一个剧团,保证演出质量。现在省上有研究院,市上连一个团也没留下,全归了企业,很多演员年纪轻轻刚会演戏就被退休了,真是没法说。过去,西安市四个团各有自己的演出剧场和活动区域,哪怕留一个,把剩下的租出去,也能以商养戏,保证一个剧团的正常演出。现在把阵地全丢了,艺术也完了。

杨晨、张怀耀、董珣讨论剧本

采:杨老师自己还有什么愿望?

杨:前段时间,我把自己写的剧本筛选了五个还能拿得出手的,打印了出来,想发表出去,假如以后有剧团想排还能看到,不然在我这里放烂了也发挥不了作用。现在有人创作的剧本,演员没法唱,乐队没法演奏,导演没法排练,互相脱节。我现在七十多岁了,往前看,以前写戏的那些前辈都不在了;现在看,真正能写的人也不多了;恐怕以后的人,连写剧本的格式都不会了。我很担忧。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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