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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

2019年06月12日 17:10:22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御史馆 浏览数:419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关于明初的几个宰相,刘基与朱元璋之间曾有一段对话,这也是在《明史·刘基传》记载下来的,朱元璋问刘伯温哪些人可以担任宰相之位,先是李善长再是胡惟庸,都被刘伯温给否定。

刘伯温这一席话是发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议论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继承人选,一个也不行,请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难保全自己了,尽管退隐在山乡,也难善终。

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从刘基与朱元璋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这个上层集团内部充满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将相出身于淮西,过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刘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败方国珍以后,才参与朱元璋属下的统治集团,自然有派系的分歧。刘基评论的人物大都属淮西集团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来胡惟庸派人毒死刘基的传说。

反之看,胡惟庸这个大案也就有了因头了。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作为宰相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备平衡方方面面相互关系的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能把事情办好,上下左右对你都满意才行。

这个要求可是相当高的!刘基不愿淌这个水也有他的道理,这可是一个难以摆平的大江大海,难免有风浪来袭,出现翻船的局面。说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集团内部难以言说的种种复杂的人事关系言不慎便会带来灭门之祸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就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这个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

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宰相权力威胁到皇权

从秦汉到宋元,直接威胁皇权,甚至颠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一是相权的专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专权,如西汉末年的王莽专权;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之祸患。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便是骄兵悍将的跋扈,北宋杯酒释兵权处置了这个问题,但北宋因此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国时,便希望在组织制度上处理好这些问题。那么,朱元璋能否真正解决帝王制度自身所带来的种种痼疾呢?

从整个明王朝的历史来看,恐怕未必如其所愿,其中关键是他无法保证接替其帝王权力的王子王孙们的状况怎么做皇帝,虽然有一套从娃娃抓起的东宫制度,但并不一定能培育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子子孙孙实际都不怎么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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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方设法搞的那一套制度设计不能说完全无效,但关键还是在人,帝王的素质太差,难保这一套制度设计不歪歪斜斜地变形。当这一套制度完全变形以后,即使帝王要振作起来复兴这个王朝,同样也很困难,所以崇祯帝最终难逃吊死煤山的结局。

掌控国家权力的才能,既不可能靠血缘关系的遗传,也不可能完全从书本上去领会和掌握,它是从王者的社会实践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先王留下的遗诏不能说不起作用,但作用亦有限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垮塌以后自会建立起新的王朝,改朝换代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出现过,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者在换代不改,这个组织结构也会作出某些局部性的修正。

这些年来,我们习惯于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归之于制度的缺乏和不健全,其实制度不是万能的,关键还是在制度体系内外运作的人际关系的状况。

制度设计往往是静态的,而制度体系内外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则是动态的,它自然会导致制度自身的畸变,出现与制度设计之初良好愿望相反的结果,所以不仅要关心制度设计,更要关心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际关系的状况,否则一切制度设计的良好愿望都会落空。

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宰相制度的变更

朱元璋立国以后,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如何对汉唐宋元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正,成为他考虑的中心问题。先说中央行政机关的宰相制度,自从秦始皇设置宰相制度以后,为了防止相权对皇权的侵犯,历朝历代都在对这个制度设计进行调整。汉武帝时内朝尚书省的设置,便是为了牵制外朝宰相的权力,尚书台成为外朝实际的宰相以后,魏晋才有中书省的设置,中书成为决策机构,尚书成为行政机构。

唐代分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那是将决策与行政分开,中间再加上门下省的封驳,以保证决策能比较符合实际。宋代门下省退出,给事中大体如谏官,变成中书的对立面,但很少能如门下、侍中那样对诏敕行使封驳权,而中书省的长官,也就成为左右宰相。故朱元璋称吴王时,因元尚右,便以李善长为中书省的右丞相。明初徐达、李文忠因受命外出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实际上的丞相是李善长一个人。从李善长到胡惟庸,这十多年时中书省的宰相府实际上成了左右明王朝政局的力量,史称李善长“外实和内多忮刻”。

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疾致仕以后,其继任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是李善长的下属,其中汪广洋比较能“谨厚自守”,但不能“发奸远祸”,也就是不能与杨宪、胡惟庸划清界限,最终还是不能逃脱被诛灭的结局。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以李善长推荐,擢太常少卿。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以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

杨宪败,汪广洋浮沉守位,让惟庸总中书政事,内外诸司封事入奏,都要经过胡惟庸这个口子。这样他便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奔兢之徒,争赴其门下。这样他便能威福自恣,专生杀之权,那就犯了朱元璋的大忌了。

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起胡惟庸案,乘势废掉了元代的丞相制度。

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这一段话概括了明初中央政府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取消了中书省的丞相,让中书省下属的吏、户、兵、刑、工、礼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提高了六部的地位,在皇帝身边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处置臣下奏章的顾问,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秘书班子,没有实权,只是做顾问,它的职掌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又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便以祖训的形式,把废丞相作为制度给订死了。

实际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上规定不设丞相,那些备顾问的大学士,尽管品秩不高,仍能衍生为实际上的宰相。无宰相之名,而具宰相之实《明史·职官志》讲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个知能重,即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这决定于帝王本身际上的相权是帝王自己支撑起来的,它可以没有宰相的名义,而有宰相的实权。六部尚书的品秩比殿阁大学土高,在决策过程中,六部尚书的影响反而低于大学士们。愈往后,这种现象愈明显,因为皇帝不亲自处理政务了,权力自然旁落。故史称:“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如严嵩在嘉靖时,便是以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其子严世蕃官尚宝司少卿,横行公卿间。

历朝历代宰相制度的变更,朱元璋为何废除宰相制度?

严嵩入值时,已六十多岁了已高,许多事不得不借重于其子严世蕃。史称:“嵩虽警敏,能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欧阳氏死,世蕃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明史·严嵩传》)这样一来,严嵩才出洋相,露馅而失宠于嘉靖帝。严世蕃一出事,严嵩跟着也倒了。故相权的起来,权相实际上的形成,关键还在帝王自身。

这是朱元璋建立制度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子孙不争气,又怪得了谁呢?法制的健全还得靠人去执行,法制再严密,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了一切制度上的设置都会被架空的。我说这一些并不是制度无用论,而是讲制度不是万能的,良好而严密的制度设计和贯彻执行,必须以良好的社会风尚、淳朴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修养作基础,没有这些条件,任何制度的设置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变坏了,再好的制度都有空子好钻。所以不能把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贯彻到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社会在利益驱动之下,败坏了风气,丧失了良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利益上的较量,那么设计再好的制度来防止各种弊端,到头来往往还是收效甚微。制度层面的设计和贯彻,一定要有思想层面的保障,否则的话只能是缘木求鱼。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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