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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浪:唐代诗人的都市焦虑

2019年05月26日 10:15:53来源:西安晚报 作者:刘浪 浏览数:600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文化周刊」唐代诗人的都市焦虑

在唐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皆是繁华的大都市。为博取功名前途,实现个人理想抱负,许多人纷纷前往都市,与现在相同,那时的都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希望,与此同时,都市也有令人艰难辛酸的一面。时人张固《幽闲鼓吹》载:年轻时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应举,登门拜谒文坛领袖顾况,顾况听了他的名字,戏谑地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此话看上去有调侃的意味,却道出了都市生存的艰难。顾况当时担任著作郎,官从五品,尚觉米珠薪桂,生活不易。那么,那些闯荡都市而多年不得仕进的普通诗人,其生活状况可以想见。

杜甫十年困守长安,衣食难继、挨饿受冻的生活经历,可谓丰富。“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十来天揭不开锅,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嗟来之食让他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屈辱与心酸。有个叫王倚的青年朋友,款待杜甫吃了顿饭,杜甫为此感动不已:“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饥饿之苦,已侵入骨髓,更侵蚀着一代诗圣的心灵。

卢仝在洛阳城的生活更凄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冬天,大雪纷飞,他在写给好友韩愈的诗中诉苦:自己全家住在破屋里,饥寒交迫,赊借无门,只好手执斧头劈开冻成冰疙瘩的酸菜,用来充饥。眼看着“病妻烟眼泪滴滴,饥婴哭乳声呶呶”,那一刻,卢仝觉得自己甚至连蚯蚓都不如,蚯蚓尚且“汝无亲朋累,汝无名利侵”。

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说,“十年京师寒且饿”。困居都市的寒族诗人,忍饥挨饿,似乎已是家常便饭。韩愈在《答孟郊》中记述了孟郊在长安应举时的窘境:“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姚合在《新昌里》中说他自己:“朝朝忍饥行,戚戚如难堪。”贾岛也在《朝饥》诗中感叹:“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

同现代人相似,古人在都市生存,除了衣食温饱,最重要的也是居住问题。唐代诗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是寄居、赁居两种,除此之外,当时还颇为流行借居寺庙。诗人白居易便饱尝寄居、赁居的苦涩滋味:“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做官二十余年,连套住房都买不起,想来自己还不如一只“蜗牛”、一只“硕鼠”,蜗牛尚有蜗壳、老鼠也有鼠洞得以安身,可自己呢?

同样是经历了长年的居无定所,卢仝痛下决心,不顾韩愈让他量力而行的劝告,借下高利贷购买了洛阳里仁坊的一处住宅。后来却被借贷者追得如丧家之犬,只得赶紧卖掉扬州旧宅以还债务。然而,据韩愈讲,卢仝费尽心思、倾其所有买来的住宅,不过“破屋数间而已矣”,且附近的治安环境也不好,家人经常被恶少骚扰。而韩愈自己呢,直到晚年才在洛阳买了房。以他的才学、身份和地位,也要“辛勤三十年”才能“有此屋庐”。可见,在唐代大都市买房,并非容易的事,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有的人最终客死官舍或旅店。

相比物质层面的困顿,都市的人情淡薄、个人的前途渺茫,应该是压垮诗人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闯荡、谋生的漂泊者,都市是“从来名利地”。孟郊的《伤时》诗,讲得很直白:“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随着地位权势变化而变化。对此,李白深有感触:“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白居易在其《秦中吟十首·伤友》中也有生动描述:“平生同门友,通籍在金闺。曩者胶漆契,迩来云雨睽……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曾经的“同门友”“胶漆契”,因为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便是“对面隔云泥”,对老朋友视若不见、形同陌路。

翻开《全唐诗》,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咏钱诗。没有办法,在都市里吃尽了苦头的诗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金钱“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雠家买得恩”(徐夤《咏钱》)。张谓《题长安壁主人》感叹:“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在都市赤裸裸的权钱利益面前,贫贱的诗人,要想坚守自己的自尊和信念,很难。“十处投人九处违,家乡万里又空归。”无奈,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落魄于都市,却到处求靠无门。还是杜甫看得透彻,他在《久客》诗中云:“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常说真情可贵,那是因为,真情只有在患难之际,方能显现。

贞元十二年(796年),已四十五岁的孟郊终于中了进士,此前连考两次均失败。兴奋过头的他在《登第》诗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料,这两句后来每每为诗家所诟病,认为他实在有失分寸,丢了风骨。其实,若亲身经历过科举考试百转千回的虐心与戮志,自然也就能够理解孟郊的这种狂喜之情了。

唐代,每年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有两三千人,而中进士者仅约三十人。“一士登科甲,九族光彩新”,进士及第,不只是个人的飞黄腾达,更意味着整个家族命运的重大转折。成败之间判若云泥,及第者无上荣光,而落第者则饱受世人白眼。诗人们肩负着改变自己命运、振兴家族、光耀祖宗的重大使命,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都市,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对科举考试无力掌控、无法预知的迷茫无助感,时时萦绕在诗人的心头。“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主试官个人对文章的喜好,将直接影响科举考试的结果。再加上,唐代干谒之风盛行,若能获得权贵高官、公卿显人或社会名流的有力荐举,不仅可直接及第,甚至能事先决定录取的名次。因此,为了个人的前程,一些人四处奔走干谒,不免显得卑微。而那些“九城无亲朋、朝中无知己”的寒族诗人,却只能空叹:“晴天欲照盆难反,贫女如花镜不知。”

可以说,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没尝过落第的滋味。落第者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从而陷入“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城市”的困境中,就像杜荀鹤所说“出京无计住京难”。他们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继续走下去,忍受一轮又一轮拉锯式的心灵折磨。然而,退一步讲,即使中了进士,也不一定就能如愿踏上仕途,从此摆脱困境,还得通过吏部铨选。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连续三年在吏部铨选中无缘授官,干脆直接上书宰相,后来才获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也许,现实永远不及理想来得丰满。

“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重重的焦虑,使得诗人们在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常常感到筋疲力尽、遍体鳞伤,深感个体存在是如此渺小。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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