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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期管理京畿的两个治安机构

2019年07月22日 10:53:35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文天下任俊 浏览数:571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唐代时期管理京畿的两个治安机构

唐长安城大明宫

在现代辞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治安”一词的解释比较统一,都是指政治清明、国家和社会安定。唐代统治者根据京畿地区不同于地方的特点,在继承前代治安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政治、社会、区域环境变化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政策,使治安管理机构向着多部门、多职能方向发展,形成了国家治安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京畿地区国家治安机构

(一)街使

“街使”顾名思义就是巡查街道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四上》载:“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可知街使的主要职责是巡查六街,是金吾卫的属官。唐前期街使是管理京城治安,正所谓“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发挥着管理京城社会稳定的职能。街使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具体街务的管理上,其功能分为五个方面:

(1) 擒捕罪犯

街使对街道的管理,主要通过日夜巡查,纠举不法等方式来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新唐书·百官志》中“左右金吾卫”条记载,“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对于坊内出现盗贼行为,予以严惩。开成三年正月五日晨,宰相李石自亲仁里宅第骑马上朝途中,遇到盗贼行刺。唐文宗闻讯大惊,于正月下诏曰:“辇毂之下,法在肃清;奸盗窃发,理难容舍......如获头首,准法科断”。

唐代时期管理京畿的两个治安机构

日本人所绘长安

对宫市的强买强卖予以制止。唐代宦官得势后,由于宦官贪图私利,致虐害百姓之事层出不穷,最为唐人所指责者则为“宫市”。所谓“宫市”即是宫中向外采购物资。曾经有一位农夫用驴驮柴到城中叫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双方争执了起来,农夫“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街吏在一定程度上对不法行为进行制止。

(2)卫护官吏出入

唐代后期,社会动荡,刺客向朝官行刺案件时有发生,京师百官惶恐不安。为了保护上朝官员的人身安全,街使作为京城街坊秩序的主要管理者,被委以护送朝官上朝的重任。宪宗元和十年,在京城发生由藩镇派遣的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和打伤裴度的重大案件,一时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就是由左右街使督率骑士张刀露刃加强卫护。

(3)维护禁街秩序

维护沿街设施,防止侵占禁街现象的发生。大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侵占禁街,切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敕旨:‘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如不碍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禁街应该指:一是禁城内的街;二是与禁城城门相通的街道。对于私设街铺、侵占禁街之人要交由街使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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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大臣入唐绘卷

(4)街道绿化,桥梁修理

唐文宗大和九年八月敕文:“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其分析闻奏”。这说明街使是负责维护街道两旁绿化的。大历五年,唐代宗五月下敕文:“承前府县,并差百姓修理桥梁,不逾旬月,即被毁拆”。这说明街使对街道的桥梁负有保护责任,并负责检验桥梁的安全性,决定是否对其加以重新修造,如要确实需要修补桥梁,要与京兆府“计会其事”。

(5)查办丧葬不合礼仪的行为

唐玄宗为了提倡节俭,防止贵族骄奢纵欲,派街使对当时出现的不合礼仪的厚葬行为予以禁止。唐高宗以后,厚葬之风日渐盛行,超越埋葬制度规定的现象层出不穷。唐玄宗认为,唐朝的送终习俗却渐至于奢,苟炫耀于衢路,非但对死去的人没有益处,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阙,每因送葬,或酣饮而归,及寒食上墓之时,亦便为宴乐,在于风俗,岂成礼教!”故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曰:“自今已后,其缘葬事有不依礼法者,委所由州县并左右街使严加捉搦,一切禁断。”对于丧葬中不合礼法的行为,街使有权予以捉拿处罚,官员要贬黜,百姓遭受皮肉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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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

(二)左右巡使

御史台是唐朝最高的监察机构,有“弹纠不法,百僚震恐”之能。左右巡使隶属御史台,《唐六典》记载,左右巡使负责“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讹、宿宵、蒲博、盗窃、狱讼冤滥,诸州纲典、贸易、隐盗、赋敛不如法式”等诸事的巡察、奏报职责,对社会治安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右巡使作为唐代国家下派的巡查维护京城治安的特使,肩负着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责,其地位极为重要。其对京畿社会治安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纠查、上奏不法行为

《因话录》记载:“权寔子范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者,事发,笞臀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殿中侍御史兼巡使权范在察觉属下接受贿赂之事后,将其处以“笞臀十数”的惩罚。这说明巡使不但有纠察不法行为职责,而且具有一定的处罚权,对于依仗御史台威风,恐吓平民百姓的,“杖背十五”,处罚要更严厉些。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京兆尹柳公绰杖杀了横冲开路仪仗的神策军军将,当唐宪宗责问柳公绰为什么擅自杀人时,柳公绰回答说:“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唐宪宗责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奏报,柳公绰回答说:“臣职当杖之,不当奏。”宪宗说:“谁当奏者﹖”柳公绰对曰:“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从这件事情中也反映左右巡使对京城坊内发生的重大事情有及时奏报朝廷的责任。

(2)管理街政

《通典》记载:“监察御史分左右巡,纠察违失,以承天、朱雀街为界,每月一代”。从中可以推知,左右巡使有管理街政的职能。大中三年,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以前担任宫宛使职务时,故意违敕,在怀真坊正南角亭子西,侵街造房舍九间,被右巡使奏劾,宣宗皇帝下敕:“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毁拆”。以上都是巡使巡察街坊,对违反规定擅自在街坊开门或建造房舍等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饬街容,预防盗贼藏匿或犯罪的目的,保证了街坊乃至京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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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集市

(3)审断案件

唐代宗永泰初年,“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当时监察御史赵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壖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审断结果上奏后,由于其合情合理,得到了代宗赞赏。在宫中失火后,唐代宗直接命令时为巡使的监察御史赵涓负责审理此案,说明左右巡使有审判案件的职责,并且其审案能力深得朝廷信任。

(4)宿卫宫室

文宗大和二年,宫中遗火,身为御史中丞的温造因为没有及时巡查,致使宫内发生火灾,两巡使没能防范及时,造成失职,所以温造自请自罚。温造、姚合、崔宜等各罚一月俸,“所请罪钱,宜并放赐”。这个事例说明,在宫廷发生火灾时,担任宿卫宫廷消防的左右巡使有责任进行探寻究竟或接受惩罚

(5) 维护市场秩序

武周时,御吏彭先觉,为人不讲情面。“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羫羊......”。刘缅十分惶恐,缝制新裤子待罚。明日,武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缅吃却”。彭先觉将违反规定,私自屠宰牲畜的刘缅的行为奏决武则天,此事虽被武则天驳回,但也说明左右巡使对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有查处的权力。

(6)巡查两京馆驿。

开元十五年(727)四月敕:“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余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史专知访察”。左右巡使对违反馆驿规定的事情应该做到“专知访察”,确保驿站正常运行。

(7) 带兵平叛。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中,李克让“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初,懿祖归朝,宪宗赐宅于亲仁坊。武皇之起云中杀段文楚也,天子诏巡使王处存夜围亲仁坊,捕克让”。巡使王处存听从皇帝命令出兵围捕叛兵,不但保护了皇帝安全,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

唐代时期管理京畿的两个治安机构

京兆府路丞长副都总管之印

二、京畿地区地方治安机构

(一)京兆府

唐代的长安、洛阳并称为东西二都,除武则天在位时曾经迁都洛阳外,长安一直是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故其所在的京兆府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作为管理京畿一级地方行政官员的京兆府,它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确保京师安全,维护社会安宁。它对京畿地区治安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缉捕盗贼

在唐代社会“盗贼”以偷盗和杀人越货为业,其手段残忍,不但严重威胁着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危及政权的稳定。唐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时就曾指出:“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这说明盗贼对于社会安定、国家存亡形成严重的威胁。京畿地区本来是商贾云集,达官显贵居住之所,历来为盗贼经常侵扰之地。特别是到了唐代晚期,由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更成为盗贼经常出入的地方。因此,缉捕盗贼成为京兆尹一项主要职责。

宪宗元和初年,由于“京师多盗”,李鄘又被选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深受朝野上下和京畿百姓的称赞。这个事例,体现了京兆尹在擒贼捕盗,维护京城治安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2)打击奸豪

长安作为京师,是豪强贵族积聚之地,社会情况复杂,保持其社会秩序稳定尤为重要。因此,作为维持长安社会治安主角的京兆尹根据京畿地区的特殊社会形势,对经常欺压扰民、破坏治安的奸豪予以严厉打击,这不仅起到了惩戒的作用,而且对其他跃跃欲试的豪强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使其心生畏惧,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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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古驿站

肃宗继位后也认识到豪强对地方社会治安威胁较大,至德三年正月诏敕指出:“官吏不修其法,豪强横有纵暴。或得一官物,则破人家产;或捕一奸吏,则傍累亲邻。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吓,大为侵暴,百姓冤苦”,肃宗诏令“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岘勾当,诸使检括,一切并停。妄有欺夺,宜即推捕奏闻”。认为只有委派京兆尹对豪强进行严厉打击,才能保证坊市安定,百姓免受侵扰。

(3)惩治违法军士

唐代禁卫军分为北衙禁军和南衙卫军两部分,其中北衙禁军以后逐渐发展形成北衙六军,包括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以及神威军与英武军等。权势日长的宦官势力与恃恩骄横的神策军士时常扰乱京师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与负责维护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的京兆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在唐代中晚期,为了惩治违法的神策军军士、维持社会安定,京兆尹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对扰乱市场秩序的神策军军士严加惩处,以儆效尤。元和初年,许孟容任京兆尹,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许孟容“遣吏收捕械系”,限期让他偿还,否则超过期限就要被处死,宪宗向其求情,但许孟容毫不畏惧,主张依法惩治神策吏李昱。最终“上以其守正,许之。自此豪右敛迹,威望大震”。

对违反律令、干涉地方事务的神策军军士依法严惩。唐宪宗元和十一年,京兆尹柳公绰在初次上任去衙门的途中,有个神策军小将不知规避,纵马冲撞了为柳公绰开路的仪仗队。柳公绰命令手下人把他杖杀于街市中。柳公绰依法杖杀神策军小将,对打击其嚣张气焰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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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贵族绘画

甘露之变后,由于宦官出动神策军大肆屠戮,京城一片混乱,那些临时隶名北军的不法分子也趁机公开劫掠,京兆尹薛元赏奏请要加强对军队的整顿,清理混在军籍中的不法之徒。开成初年薛元赏上奏:“京城豪猾,素难禁戢,自去冬后,益恣凶狂,假托军司,劫掠坊市......辇下清肃”,他的上奏得到了唐文宗许可。京兆尹管理军司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大,从而起到了维护京城安定的目的。

(4)惩治流氓、恶少

唐代中晚期,相继出现了安史之乱、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唐代进入社会动荡时期。这时京城的恶少流氓趁势作乱,四处打劫,杀人越货,严重危害京畿地区社会的稳定。如唐文宗时发生“甘露之变”,在宦官出动禁军捕杀朝廷大臣时,京城坊市恶少年趁混乱之际,这些恶少年人数最多时可以达数千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他们在唐代长安被称为“闲人”、“闲子”、“恶少”等。

因此,对京城恶少的打击成为京兆尹稳定京城治安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武宗时期,京兆尹薛元赏上任之日,令里长潜捕众恶少,共捉到三十余人,全部杖杀,陈尸于市。此举极大地震慑了这些恶少。在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后,京兆尹高仁厚以军队演练的名义召百姓前往观看,“闲子聚观嗤侮,于是杀数千人,坊门反闭,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闾里乃安”。京兆府采取果断措施,使长安的恶少势力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对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

(5)听讼断狱

京兆尹作为京兆府的地方长官,集行政、司法等职责于一身,审判案件是其司法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如贞观年间,金城坊发生胡人抢劫案件,“久捕贼不获”。当时杨纂任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杨纂对所辖地发生的案件“判勘”,对所有居住在京城坊市的胡人一一加以“推问”,这与其雍州长史身份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案件“判勘”、“推问”,可以将“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这是京兆府通过对辖区内发生的各类案件进行查实、勘判来维护社会安定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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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安县令印章

(6)整顿风俗, 赈济孤贫

风俗教化的好坏,对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唐六典》规定地方社会中“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京兆、河南尹、太原牧及都督、刺史当“纠而绳之;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亦时申奏,表其门闾,若精诚感通,则加优赏。”

整顿风俗教化能够发挥良好的风俗礼仪所具有的约束力,发挥它对民众所起的教育和规范作用,用以摈弃社会陋习,发扬良好传统和作风,引导人们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治安稳定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在唐代有史书记载的灾害次数也比前代较多,加之在唐代中晚期由于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战争常年不断,这些都导致了百姓流离失所。因此,救济百姓,成为京兆府官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文宗大和六年正月,诏“京城内有鳏寡孤独不能自济,瘖聋跛躄,穷无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赈恤,具所破数闻奏”。对京城百姓赈恤孤贫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二)京畿县令

唐代非常重视县的设置,它以隋朝县域的设置为基础,按照地理位置、地理环境、户籍多寡和政务繁闲的区别,把全国划分为一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唐代县令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弭盗贼

盗贼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易发多发的犯罪类型,其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主要目的,严重危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唐代明确规定,即使县有县尉职官专门负责缉捕盗贼,但县令还要“兼综焉”,并把治理盗贼的好坏作为考核县令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唐新语》中记载,李令质为万年令时,县城里一个富人伙同他人偷盗财物,李令质“系而按之”。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偷盗者,“令质不从”。韦擢便向唐中宗诬告李令质。“中宗怒,临轩召见,举朝为之恐惧”。李令质奏曰:“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故当以货求耳。臣岂不惧擢之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中宗怒解,乃释之。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推知:京畿县令通过缉捕盗贼来维护社会治安,而唐中宗之所以未治李令质罪,也反映了维护京畿社会治安稳定对唐王朝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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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尉铜质印

(2)惩治不法势力

县令在京畿中的品级比较低,在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而倚仗权势者往往不把县令放在眼里,对其蛮横干涉,县令欲维护一方平安,则需对仗势欺人的权贵予以弹压。

唐睿宗时,李朝隐在长安县令任上。有一次,“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李朝隐下令将其赶出衙门。睿宗闻知,召其入朝,当面夸奖说:“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正是因为李朝隐不畏权贵,敢于秉公执法,才受到唐睿宗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表彰和明令嘉奖。

(3)巡街夜禁

为了预防盗贼和暴徒趁天色黑暗作乱,唐代把长安城居民的夜间行动限制在坊内,不允许在坊外走动,违者笞二十。如遇到公事紧急或婚丧疾病等特殊情况必须夜行者,要持有官府或本坊的文牒,经街铺值班人员勘验查证后,才能予以放行。苏颋在《对劝学犯夜判》记述:百姓王丁“从师受业,不觉日暮”,犯夜而被拘留。长安县令杜虚认为,“鞭挞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于是派人送他回家。由此可以看出,县令有执行夜禁的职责,其最终是为了防止贼盗在夜间作案,以达到维护京城社会安定目的,如遇到特殊情况要勘验核实后才能予以放行。

(三)京畿县尉

县尉设置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并一直延续到明朝时期,贯穿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其主要责任是掌管地方军事和治安。唐代京畿县尉在维护京畿治安时,主要通过以下六种方式来履行职责:

(1)缉捕盗贼,追拿逃犯

由于县尉的职责是“平斗讼,慑凶狡,惟盗是御”,因此,缉捕盗贼是由县尉来完成的首要任务。《太平广记》记载,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曾在京城诱拐一军使的室女,随后“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朝廷于是派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这一材料中朝廷派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也说明追盗擒凶是京畿县尉的专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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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史补

(2)协助审理案件

从县尉承担“追捕盗贼,侍察奸非”的主要职责来看,其职能除追捕盗贼外,更重要的是“侍察奸非”,即审案判决。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县尉在协助县令审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唐李程任蓝田尉时,“县有滞狱十年,程单言则判。京兆状最,迁监察御史”。而苏珦任鄠尉以前,“鄠多讼,日至长史府”,自从苏珦出任鄠尉以后,由于其积极参与审理案件,并且能够做到明察秋毫,使告状者“恫裁决明办,自是无诉者”。由此可知,县尉实际上也参与案件的审理。

(3)处理县务,判决文书

唐代县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县令是长官,县丞是通判官,主簿是勾检官,而县尉是判官,因此,判决文书成为县尉又一个重要职掌。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县尉判决文书的事例,贞元中,某度支想砍取两京道中槐树,用以造车,并计划在砍伐后,更栽小树。但该京道属渭南县管辖。于是,度支“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张造接到牒之后,“批其牒”表示不同意伐树,“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县尉具有判决文书的权力。

(4)搜查、询问可疑人员

对可疑人员的控制也是县尉的职责之一。《唐语林》记载,德宗初登勤政楼时,无人知晓。只有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俛而东去。”德宗立即宣召京兆尹,“令以物色求之。”京兆尹召万年捕贼官李镕,要求其迅速彻查此事。李尉伫立思之曰:“必得”。而后李镕“召干事所由于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者果在其中”。皇帝出行安全至关重要,如外人私自窥探皇帝的行踪,属于犯大忌,要捉拿审问清楚。在发现有人窥探皇帝行踪时,京兆尹首先想到的是派万年捕贼官李镕来查办此事。这说明县尉负责对京城中的可疑人员进行排查、询问,以保证京城秩序的稳定。

(5)打击盗墓行为

古人重墓葬,死者入土为安。盗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其行为被定为重罪。在发生盗墓事件时,首先要报墓地所在地的府县得知,因此,查办盗墓贼的任务自然而然便落在了县尉头上。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严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由此可知,司法县尉直接负责查办和打击盗墓者。

唐代时期管理京畿的两个治安机构

唐德宗

(6)协同破案,提高效率

对于坊内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县难以破获时,则由两县或与州府共同配合来完成。《册府元龟》记载,唐德宗贞元四年四月,韦士元与卢宁等四人,白天挟弓操剑“于万年县常乐坊盗”,万年县县尉带领随属前去捉拿。韦士元等杀死县吏后逃走。同年六月,韦士元被抓捕处死后,“其党卢宁梁剑等三人劫近城村庐,射杀捕吏。南居人多弃业投城”。唐德宗派遣“神策善弩骑,与长安万年县官率人吏,具器械,急捕之”。由于“卢宁梁剑等三人”凶悍,这时,单靠长安、万年县尉无法靠近并抓捕盗贼,需要借助“神策善弩骑”者来制服罪犯,将其擒获。

参考文献:《全唐文纪事》《唐六典》《旧唐书》《唐国史补》《太平广记》《大唐新语》《类编长安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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