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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2019年06月28日 10:11:22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文天下任俊 浏览数:176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五行

“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的源起与发展以及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的合流,都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了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随着“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的继续发展,到了战国末年,百家诸子,都受了阴阳五行说的影响。而诸子同样对阴阳家的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了“五德终始说”上。战国末年的诸子百家都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阴阳家也吸收了诸子之学。作为阴阳家代表人物的邹衍,其思想又“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而且,他还试图融汇儒家与道家思想。邹衍通过对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思想的借鉴与吸纳,最终促成了“五德终始说”的形成。

一、五德终始说的形成

(1)五德终始说对儒家思想的吸纳

在邹衍的诸多学说中,五德终始理论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而且有的学者还认为:五德终始说是“把儒家天命论与阴阳家的五行主运理论结合而成的神学政治历史论。”所以,与邹衍的“反辩”思想相比,“五德终始说”对与儒家思想的借鉴与吸纳则更为明显。

首先,就“五德终始说”的政权更迭而言,在邹氏的学说中,天命是政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并且用五行相克来表现,与人事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某一德运到底是兴还是衰,完全取决于天意,人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唯天命论显然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曾言: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虽然在孔子那里,‘天’或‘天命’只是一种虔诚信仰的态度,而不是具有某种人格神性质的实实在在的信仰对象。但是,孔子这种对天命重视的态度,却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子就曾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邹衍(剧照)

而且,孟子还把天命与政权转移相联系,他在回答万章“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的问题时言:“天与之”,可见,孟子也认为“政权的转移,决定权在于天传贤或传子,天子不可得而私相授。天意有充分的自主自由,不可强邀天命,舜相尧、禹相舜、益相禹的时间久暂和积德大小,皆出于天意的安排,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子之子的贤或不肖、能否继道得天,亦如此。也就是说,人事由天意所安排。所以说,五德终始说在天命观上与孔孟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其次,就五德终始说中的循环论而言,在邹氏的学说中,政权转移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始于土德,而终于水德,一轮循环结束后,新一轮的政权转移又将会从土德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政权更迭理论,显然也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孟子.公孙丑下》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即是说历史发展以五百年为一大循环。就人生的循环而言,《孟子.离娄下》中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之语。即是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润泽都是以五世为一断限的。可见,邹衍五德终始说中的循环理论与孟子的循环理论具有一致性。

再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一致性。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社会历史原因。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知识分子“或沉沦下僚、或跧伏草莽、或以宗臣而困逸人、或以奇才而羁异国。既不获伸其志,于是举其心之忧悲愤懑者,毕见于书。”可见,邹衍能够显于诸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五德终始说为未来的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理论依据。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孔子(剧照)

而五德终始说的形成,则与燕昭王的称帝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国中后期以后,诸侯间的争霸战争越演越烈,惨痛的战争教训已经让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天下必须“定于一”。就像《吕氏春秋》所言:如果天子缺失“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燕昭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他执政谦恭,礼贤下士,许多贤士都纷纷的来到了燕国,“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自齐,魏至”。邹衍来到燕国之后,燕昭王对他更是礼遇有加,邹衍更是知恩图报,用其五德之说为燕昭王的称“北帝”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2)五德终始说对道家思想的吸纳

有学者对邹衍与老子的思想的相通之处进行了论述。孙以楷认为:邹衍从三个方面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其一、邹衍由自然的‘五行’引出人类社会的‘五德’,其思路和推论方式显然受老子道德说的启示。道,即人行道中,遵循规律。可以说,道是行之道,行是道之行。由道而生德,德得于道;同样,由行而生德,德得于行。邹衍的‘五德从所不胜’认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循环不已,这同老子之道的‘周行而不殆’的无限运行非常相似。其二、邹衍以阴阳解释五行,无疑同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以阴阳解释万物的思维方式一致,而且受其影响。其三、邹衍的治学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此种方法同老子推究事物本原时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非常相似。

孙开泰则认为老子思想在四个方面对邹衍学说产生了影响。一、邹衍所谓的‘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的宇宙观受到了《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的观念的影响。二、邹衍思想中的‘阴阳观’受到了《老子》‘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思想的影响。三、邹衍‘两隈不静’的朴素辩证思想受到了《老子》‘反者道之动’思想的影响。四、邹衍的‘非圣’思想受到了《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影响。”

上述观点都对邹衍思想与老子思想中的相通之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但是,邹衍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宏观联系也是值得重视的,邹衍思想与道家思想宏观联系的纽带就是“自然观念”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老子(剧照)

第一、老子非常重视自然观念,在《老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大约出现过五次,而且在某些地方,道已经与自然联系到了一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处表达的是地天统一,天道统一以及天地人统一于道,统一于自然的理念。可见,老子认为不仅仅是道,人也要取法于自然。而且《老子》有已有“天地”合一的记载,“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可见,老子认为人与自然相合可以滋养万物。所以说,“自然观念”在老子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庄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大约出现了八次。据《庄子.知北游》载:“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可见,庄子认为自然万物的变化是“道”之使然。而且,庄子还认为,自然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可见,自然万物自由发展,人与自然共存共处,而不相互干涉,这才是庄子所追求的至德之世的真谛。而邹衍则将老庄所要追求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与政治相联系。在邹衍的思想学说中,同样具有浓厚的“自然观念”。五德终始说明确地提出了自然律构成了政治律与历史律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治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观念

五德终始说不仅仅只是借鉴道家思想,它还对道家的“自然观念”同样有所发展。道家的“自然观”以人生和社会为主要落脚点,而五德终始说中的“自然观”却着眼于政治。邹衍哲学与老子哲学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要从所不胜以取天下,而他们所釆取的手段却不相同,邹衍运用的是五德终始说,而老子依靠的则是权谋之术。可见,五德终始说的政治自然观是对老庄人生自然观的一种发展与创新。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墨子(剧照)

(3)五德终始说对墨家、法家思想的吸纳

作为邹衍核心学说的“五德终始”理论同样对墨家、法家思想有所借鉴。就墨家而言,已经有了“五德终始说”的雏形,《墨子.贵义》中载有墨子关于“五龙”与“天干”的论述。除此之外,《墨经》中也有“五行毋常胜”的记载,《墨子.经说下》对此进行了解释“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因此,“五行毋常胜”的理论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源之一。

就法家而言,据《汉书》载:“邹衍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可见,邹衍认为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统治政策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韩非同样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他把以往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当今,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逐于气力。并强调今世不同于古代,所要完成的事业不同,所采取的办法也应有所不同。可见,五德终始说与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有人说邹衍是阴阳家,有人说邹衍是儒家,后来又有人说邹衍是道家,他们只是看到了邹衍的一隅,并没有看清邹衍思想的全貌。邹衍对儒、道、法等学派的思想都有所借鉴,所以,其构建的五德终始说把道家的天道思想、儒家墨家的仁爱思想和法家的刑罚思想巧妙地纳入五行四时的框架之中,既有杂家思想内容的广博,又有杂家所没有的理论形势的完整。所以说,儒、道、墨、法等家的思想,都对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燕昭王(剧照)

二、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无论是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的发展与合流,还是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所提供的相关理论,这些都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邹衍对诸多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把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挪用和推衍到了时间的纵向方面,用于时间(历时)和变化(终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五德终始说’。

起初,五德终始说仅仅是为燕昭王称“北帝”的政治活动服务,但随着该思想理论的不断传播,其对各诸侯国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在战国末年大一统政权呼之欲出的社会大背景下,五德终始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战国末年,诸侯争霸,“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实现政权统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各诸侯国的身上,但是诸侯王们急需一种理论来为他们的“篡政”活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韩非子剧照(右一)

五德终始说正好足了他们的需要。该思想理论倡导政权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转移。所以说,每个朝代都不可能永久的维持住自身的统治权,周王朝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被新兴的政权所取代,这就为诸侯们的政权统一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大大促进了大一统政权的形成,秦代建立伊始,就套用五德终始说的“水德”理论来进行国家的统治。

除此之外,五德终始说还促进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发展。在该思想理论的天命论中,自然之天取代了殷周时期的义理之天,自然的力量渗透到了人类的政权建设当中去,并影响着人类政权的构建和转移。五德终始说使自然与人类政权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推动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发展。

总之,五德终始说在战国中后期盛极一时,稍后,以五德终始说为主导的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又与神仙方术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方仙道,以及宣传方仙道的神仙家,并成为了道教的道士和道教修炼方法的前身。可见,五德终始说在历史上的确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所以,无论六家还是九流,都排上了阴阳家的座次。但是,五德终始说同样对后世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五德之说为汉代谶祎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如:五德之说成为了孕育怪诞之说的温床。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董仲舒

而且,邹衍创建五德终始说之后,五德之说并没有停滞不前,董仲舒、刘向都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五德终始说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吸纳与发展,五德之说成为了他们解决时代课题的重要理论来源。董仲舒对五德之说中的“自然天论”思想、“符应”理论进行了借鉴,并对五德之说的阴阳五行观念进行了伦理化的处理,以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遭遇的诸多问题。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影响

刘向

刘向在五德之说“符应”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自身的“灾异”学说,成为了其打击外戚、宦官擅政的重要手段,刘向还在五德之说五行相胜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了社会发展动因理论,借以告诫君王要修德、律己。但是,由于五德终始说具有“缺乏社会控制”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个特点,尽管五德之说在秦汉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君王只能把它用于自己的政权建设,却无法用它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言行,达到治世的目的,这样以来五德之说就失去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动力,加之五德之说主张相胜,所以,在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被刘向、刘歆父子的“尧后火德说”所取代。

参考文献:《汉书》《老子校释》《论语译注》《墨子校注》《庄子集解》《韩非子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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