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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2019年06月25日 10:42:15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文天下任俊 浏览数:204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石台孝经碑

关于孝观念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说为父系氏族社会;一说为商代;一说为西周。孝观念的形成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当在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此时的孝观念还远远不同于后世作为德目之一的孝道,因为阶级和国家尚未产生,这时的孝观念只是一种敬亲爱亲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阶级性。

根据文献记载,“孝”字最初见于殷商的卜辞,金文中已经多有出现,战国文献中已经对商王武丁和其子孝己的事迹多有记载,说明商朝时孝已经产生,而其作为观念的产生肯定在此之前,所以说孝观念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西周时期,“孝”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与宗庙祭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国语·鲁语上》记载:“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春秋至战国之际,由于当时社会状况、社会意识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孝”的含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尊祖敬宗和传宗接代逐步转向善事父母。孔子被称为儒家孝道的理论鼻祖,在继承西周以来孝观念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他紧紧围绕“善事父母”的内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孝的重要观念和道德规范,促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从宗族伦理到家庭伦理的转变,对孝道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将“孝”纳入“仁”的理论体系之中,使孝成为仁学体系的基础与起点。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孔子讲学图

曾子是儒家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不仅自己是著名的孝子,还在孝道理论上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他提出: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孟子对孝道非常重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孝道观。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完善了儒家孝道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是对孔子仁的思想和曾子孝出于人的自然天性思想的继承。荀子坚持“性恶说”,不以孝道而著名,但其思想体系中“君重于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家经典《孝经》的出现,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到了汉代,孝的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

一、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

(1)经济基础

汉代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基础是一家一户的家庭。作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个体家庭通过血缘关系这条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当时农业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经济在思想上要求以伦理道德范畴作为治国理念,在汉代能够反映这一社会存在和社会基础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是“孝”。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但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社制度的坚韧外壳并没有为社会的动荡所震碎。虽然历经战国、秦汉几百年的社会剧变,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西汉的乡村社会结构形式仍然是村社制,只不过这种社会结构已经由先前的奴隶制基础转为封建制基础而已。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举孝廉图

“孝”的思想观念深深植根于村社制的土壤之中,又反过来维护和巩固了封建村社制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作为传统伦理道德范畴的“孝”,维护了家庭的稳定,有力保障了作为汉代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存在与稳固。另一方面,“孝”植根于封建村社制并维护和巩固了这种社会结构,有力推动了整个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稳定。可见,“汉以孝治天下”的实现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

(2)政治背景

汉初对孝的大力推崇与汉高祖、汉惠帝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便揭开了汉代尊父倡孝的序幕。一方面,他以身作则,孝敬父亲。刘邦即位以后尊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迎居长安,太上皇

“时悽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太上皇去世后,汉高祖为之立庙,岁时致祭,为天下人树立了孝的楷模,自然开一代崇孝之风。另一方面,汉初兴孝与实行分封制密切相关。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夺取胜利,分封功臣名将为异姓王,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时已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7人为王: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异姓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对抗汉朝政权,刘邦从登位第二年开始逐个铲除,消除了隐患。汉高祖认识到了分封异姓王的弊端,又吸取了秦始皇不封子弟二世而亡的教训,开始陆续分封同姓子弟为王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孝廉匾

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的誓言,到他在位最后一年,已建立九个同姓王国: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刘邦认为只有“孝”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凝聚力极强的伦理道德范畴才能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所以分封自己子弟为王,企图通过“孝”的感召力来笼络他们,以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目的。刘邦的孝治思想并不完善,主要针对上层统治集团的宗室诸王,而疏于对老百姓进行教化,所以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以至于后来也出现了同姓王谋反的情况。到了汉惠帝即位以后,开始注重用“孝悌”来教化人民,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孝治”。

(3)思想动因

汉初统治思想由黄老思想向儒家思想的转变是“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动因。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以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政策,对恢复、发展汉初经济和巩固政治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从汉初高祖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也日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最终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作为儒家思想核心观念的“孝”自然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以至于到汉武帝时最终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决策。刘邦对儒家思想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汉高祖父亲刘太公(剧照)

可见,刘邦起初对儒生非常蔑视,甚至极力侮辱。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自己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转变,刘邦一直在思考着治国思想的问题。在刘邦思想转变过程中,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富有远见卓识的儒生们对这位最高统治者思想上的不断渗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邦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在他离世之前不久,即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领兵平定淮南王英布之乱返回途中,“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

汉文帝对于儒家思想特别重视。“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赵歧《孟子题词》曰: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

可见,汉文帝时今文《孝经》已立博士,多有传习者。听说济南伏生能治《尚书》,汉文帝便欲召请进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也都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用”。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着经学兴盛,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并一直作为历代皇朝的正统思想贯穿于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处于一种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但贯穿于《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之中,还出现了专门论述孝的经典《孝经》,多数学者认为,《孝经》即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儒生托名孔子而作。

二、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实施

(1)以孝作谥

以孝作谥,始于以孝著称的汉惠帝。汉惠帝不但在父亲刘邦生前非常孝顺,刘邦去世以后,更是一即位就“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以表死后尽孝,故《汉书·惠帝纪》赞曰:“孝惠内修亲亲。”汉惠帝去世以后,礼官根据他生前的作为,议定谥号为“孝惠”。颜师古注曰:

“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两汉时期,除了西汉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外,西汉自惠帝以下,东汉自明帝以下,所有帝王的谥号都标以“孝”字。历史上,先秦诸侯中也有以孝作谥的,如鲁孝公、晋孝侯、秦孝公、赵孝成王、燕孝王等,但他们都没有一以贯之,而汉代帝王虽多次改元,但始终没有去掉谥号上的“孝”字。关于汉代皇帝以孝作谥,唐代张守节说:“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可见,汉代以孝作谥的目的就是通过敬祖孝亲,从而维护自身统治的延续和稳定。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汉代孝子董永(剧照)

(2)实行举孝廉制度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还体现在人事制度上,即实行“举孝廉”制度。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就是要求地方官员为朝廷物色德才兼备的贤明之士,即察举孝子、廉吏。举孝廉在汉武帝时期逐渐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成为汉代官员的重要来源。最初孝廉制度中,孝子与廉吏是分开的,后来逐渐成为统称。地方官员荐举孝廉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孝”,一般来说,只要是“孝子”就能被举荐为孝廉。孝廉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入仕以后也就自然成为“以孝治天下”政策的有力推行者。

西汉察举孝廉非常慎重,孝廉被举至朝廷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先入郎署为郎官,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各项行政事务,然后经过选拔,根据品第结果授予不同的职位,从地方的县令、长、相直至朝廷的有关官职,如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官至谏议大夫,京房以孝廉为郎,后官至魏太守。但自西汉末年以后流弊百出,东汉时竟然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的“假孝”现象。孝的观念在汉代已经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最重要标准,这是“汉以孝治天下”政策的最有力体现。汉代实行的以孝入仕的政策是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对维护和巩固稳定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以兴孝风

汉代实行孝治的一条重要举措是在乡里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以提倡崇孝之风。汉高祖下令设置三老,倡导重孝之风。高祖二年(前205),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置为三老,三老掌教化,每乡一人;再选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县令、丞、尉向其求教,共商政事。为了倡导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统治者特别重视三老制度的实施,凡是有益于社会风化的忠孝典型,皆旌表其门。汉惠帝四年(前191)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复其身即免除其赋役。

高后元年(前187)“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曰: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

元狩六年(前117)诏曰:“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三老”、“孝悌”、“力田”的职责就是掌管孝行等伦理道德教育,挖掘乡里忠孝的典型,予以表彰,积极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曹操举孝廉入仕

(4)对孝子复除与赐帛

复除,即免除赋役。孝悌复除之法汉代以前未见记载,应是汉代的创制。赋役是汉代编户齐民田租、算赋、更赋及各种徭役的总称,复除孝子赋役是对孝子的巨大奖励。汉惠帝四年(前191)诏曰:“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汉武帝也多次下诏免除孝子的赋役。皇帝以诏令形式对孝子给予褒奖,赏赐钱财、布帛、爵位等也是汉代的惯例。

汉明帝十二年五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东汉章帝元和中:

“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及卒,诏复赐谷千斛。”

仅据《汉书》《后汉书》中的帝王本纪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的褒奖、赐爵就多达32次。

(5)惩罚不孝

孝的思想是汉代“孝治”的重要理论依据,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法律也体现着孝的精神,其中对不孝罪的惩罚尤为严厉。《孝经》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是汉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严惩不孝是汉代刑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代“不孝”罪名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不供养父母;殴杀父母;告发及诬告父母;服丧期间娶妻生子,行奸作乐;非议孝行;闻父母亡,匿不发丧;侵辱王杖主等。

在汉代,对不孝母亲者的处罚尤为突出,儿子不顺从母亲的教令,或对母亲奉养不周,都可定为“不孝”之罪。对母亲不孝罪的惩罚,从法律观念上说来,是“父为子纲”的延续,也是对母亲在家庭中家长地位的维护。汉代法律严惩“不孝”的目的,就是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秩序,培养人们忠顺的习惯,防止犯上作乱,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背景与具体实施

袁绍举孝廉入仕

(6)重视《孝经》及经学地位的确认

《孝经》是儒家专论孝道和孝治的典籍,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孝”的道德规范,对孝的涵义、孝的种类、孝的实行以及孝的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增《论语》为六经,再增《孝经》为七经。重视《孝经》和《孝经》经学地位的确立成为“汉以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孝经》立为儒家经典,孝的思想成为汉代社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在汉代社会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以孝治天下”是汉代的基本国策,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思想动因。随着汉代社会封建统治的逐步加强,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以孝道解释统治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阶级关系,“孝”就具有了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和主张改良社会的思想特征。为了推行这种治国方针,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涌现出大量孝行卓异的孝子,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从而使得“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政治实践的典型特征,也是汉代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太平御览》《论语译注》《周易今注今译》《吕氏春秋集释》《白虎通义》《庄子集释》等。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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