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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2019年06月21日 09:56:21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文天下任俊 浏览数:526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祭祀大典

在祭祀活动中,祭祀者对神的宗教情感的表达,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特定的祭献程序才能完成。因此,在长期的祭祀实践过程中,祭祀活动所赖以展开的物质手段和程序,便逐渐固定化而成为礼仪。祭祀礼仪与所祭祀的神祇,都是祭祀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两汉时代的国家祭祀,既要考察国家所祭祀的神祇,同时也要把国家祭祀的礼仪制度纳入考察的范畴。

一、神主的设置规定

神主是祖先祭祀时所使用的特殊仪物。两汉时期,尸礼已不再广泛流行,祭祀时主要以神主作为鬼神依凭的标志与象征物,即所谓“主者,神象也”。《汉旧仪》载:

“高帝崩三日,小敛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围一尺,置牖中,望外,内张绵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长三尺,四枚,缠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为木函,藏庙太室中西墙壁埳中,望内,外不出室堂之上......皇后主长七寸,围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长九寸。上林给栗木,长安祠庙作神主。”

这里,《汉旧仪》以汉高祖的神主为例,对西汉的宗庙主制做了说明。第一、从神主的制作来看,做“主”的时间,是在皇帝死后第三天的小敛期间内;负责制神主的,是长安祠庙。第二、从神主的材质来看,汉高祖的神主是用栗木所制,所用木料由上林苑供给。这就是说,宗庙神主用木,是因为树木和人一样,都具有生与死这一生物特性。根据儒家经典所载的周代礼制,神主有虞主和练主两种。虞主丧礼用之,用桑木制做,故也称桑主,意在取其“丧”之谐音,丧毕藏于庙;而练主周代用栗木,故也称栗主,是取其“战栗”之谐,欲人对之崇敬,练主则在小祥(练祭)以后的吉礼中使用。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汉代皇家祭祀

从《汉旧仪》所载的汉高祖神主情况而言,虽然承周用栗的传统,但是似乎仅有一主,没有虞主、练主的区别。《续汉书·礼仪志下》:“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祔于庙,如礼。”由此可见,东汉在儒家礼制的影响下恢复了两主的古制,与西汉不同。第三、从主的型制看,皆为“前方后圆”,帝主“长八寸,围一尺”,后主“长七寸,围九寸”,刘邦因为是开国的太祖,独长为九寸。汉代主的这种型制比较古朴,且站立性好,后来扁条状的神版(神牌位)都需附加底座。

第四,神主在不祭祀的时候,收在木函之内,在庙太室中西墙壁龛内藏放;祭祀的时候取出,还有配以庙主生前的衣、冠、履,几、杖等用物,共同作为祖先神灵的象征或依附物,代表祖先神接受飨祭。此外,西汉在所定的宗庙迭毁制度中,毁庙的神主“瘗园”,即埋于各自的陵园。

在古人的宗教信仰中,除了人鬼而外,对其它神灵也都做了人性化的理解,用对待人神的方式供奉,因此古代各种祭祀都有神主或类似神主的神的象征物,如社神以石或树木为主、高禖立石为主这都前已述之,此外还知道祖道“以刍棘柏为神主”等。

二、祭祀前的礼仪活动

两汉国家在郊祀、宗庙祭祀以及封禅祭祀、明堂祭祀等重大的祭祀活动举行之前,都要举行卜筮、斋戒以及夕牲等一系列相关的礼仪活动,这些祭祀前的礼仪活动,是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相关内容。

(1)卜筮

《史记·龟策列传》说: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日者列传》也说: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

足见卜筮的决疑作用深受古代统治者的重视,社会上也曾极为盛行。卜筮所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祭祀就是其中之一。卜筮在祭祀活动中主要是用于卜择牲、日。在举行重要的祭祀活动之前,首先要卜牲,即选取用于祭祀的牺牲。未经卜选的牛羊猪等叫“畜”,已卜的称为“牲”,卜选后专门圈养以待祭祀的叫“牢”。其次是卜日,即卜问所初定祭祀日期的吉凶。两汉祭祀卜择日期的仪式已不可考见,《通典》中有唐代卜日、筮日的礼仪,虽非尽限于祭祀,且与汉时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但也可供参考,兹俱录于下:

“国有大祀、中祀应卜日者,及册命大事,出师命将,并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将卜前一日,以右校扫除太庙南门之外。守宫设太常卿以下次于门外之东,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就次,各服公服。守宫布卜席于闑西阈外,西向。谒者告事具”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汉代祭祀大典

据《史记·龟策列传》载:汉代于高庙中设有龟室,重大的卜筮都于宗庙中举行,在这一点上,周秦汉唐都是一致的。除此而外,汉代国家祭祀中也一度沿用少数民族的卜筮习俗。《汉书·郊祀志下》载:

“是时既灭两奥,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关于粤人的鸡卜,《史记·孝武本纪》张守节《正义》说:

“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

据此可知,武帝时在祠天神帝百鬼的国家祭祀中,也采用粤人的鸡卜方式。

(2)斋戒

“斋”是“斋戒”的简称,这是祭祀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礼仪程序。《说文》释“斋”为“戒洁也。”综上,这是一种与祭者在祭祀前整洁身心的行为。汉代的斋期规定为:“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例如,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光武帝刘秀去泰山祭天,“十五日始斋。十九日之山虞,国家居亭。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祭前行斋七天。

这与周代所有祭祀都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的十日斋制有所不同。唐《开元礼》所规定的斋期也为大祀七日,中祀五日,小祀三日。其中大祀为散斋四日,致斋散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理事如旧,夜宿止于家正寝,唯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煞文书,不行刑罚,不经秽恶。致斋,唯祀事得行,其余悉断”。散斋在致斋之前,斋戒的要求也没有致斋严格。由此也可以推想出汉代散斋与致斋的情形。

祭祀前斋戒的目的是为了宁精以事神,即如《礼记·祭统》所说:

“及时将祭,君子乃斋。……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不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斋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

《礼记·曲礼上》也说:“斋戒以告鬼神”。《礼记·祭统》谈到斋戒的意义时也说:“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神明。”为了表达对鬼神的尊敬和竭诚,汉时在斋戒期间有一系列相关的禁忌和规定,如:“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倅行礼。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祭祀先祖

尽管汉代的斋期已比周代有所减少,但是由于祭祀活动繁多,累计起来,一年之内的斋日总量是非常大的,如东汉末时就有人提道:“今一岁之内,大小祭祀,斋将三百日”。一年常居斋日,这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主管祭祀官员的日常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故时谚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由于斋戒事关对鬼神的虔诚,因此斋戒不谨是大忌。

(3)夕牲

为了检验牺牲是否合乎祭祀的要求,在祭祀之前,都要有一个展示牺牲状况的仪式,即所谓“将祭必先夕牲”。这一仪式在周代称为“展牲”,汉晋时称“夕牲”。谓之“展牲”,顾名思义即展示牺牲;谓之“夕牲”,是连指这个仪式的举行时间而言。因为“夕牲”通常于祭祀的前一天晚上举行,故而习称祭祀的前一天为“夕牲日”。《汉旧仪》记载了西汉宗庙酎祭“夕牲”的情形道:

“皇帝惟八月酎,车驾夕牲,牛以绛衣之。皇帝暮视牲,以鉴燧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荐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皇帝亲自视牲、割牲,可见西汉宗庙酎祭的“夕牲”仪式在当时是非常隆重的。东汉的《郊仪》中记载郊祀“夕牲”的情况道:

“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众官悉至坛东就位,太祝吏牵牲入,到榜,廪牺令跪曰:请省牲。举手曰:腯。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

这里没有提到司徒是如何省牲的,但是从“公卿京尹众官悉至坛东就位”,及“太祝吏”“廪牺令”“太祝令”等具体执事人员的活动看,司徒应该是整个“夕牲”仪式的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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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祭祀

三、祭祀乐舞

祭祀乐舞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用以沟通人神并表达对神灵虔诚信仰的宗教歌舞。在原始宗教观念形成以后,乐舞就是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祭祀者宣泄宗教情感的一种方式。

(1)宗庙乐

宗庙的降神祭祀乐,是用来降神、迎神和祭祀飨神的宗教乐舞。汉代的降神祭祀乐是在西汉政权草创之初,由叔孙通主持在秦乐基础上制订的。《汉书·礼乐志》记载此事说: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

这套降神祭祀乐,贯穿了对神灵降迎、祭飨的全过程。

(2)食举乐

汉代皇帝宗庙祭祀有食举乐,《宋书·乐志》说:

“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为宗庙食举。”

这里除了汉章帝自作的四首诗乐外,《鹿鸣》和《承元气》是西汉延传下来的旧曲,其中《鹿鸣》篇属《诗·小雅》,为周代的雅乐。

食举乐源于天子的食礼。古代的帝王食必有乐,如《周礼·春官·大司乐》说:“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白虎通·礼乐》说:“王者食,所以有乐何?乐食天下之太平富积之饶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饱。”这表明:古代天子饮食奏乐不仅仅是奢华享受,也有礼教的寓意在内。汉代皇帝在不同的礼宴场合,也有相应的食举乐,宗庙食举仅为皇家食举诸乐之一。汉代皇帝祭祀祖先时,极力强调“事死如事生”的祭祀原则;对于过世的皇帝,要象其生时服伺饮食起居一样安排祭祀活动。

(3)八佾舞

在宗庙诸乐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八佾舞。因为这是在宗庙祭祀中,用以表达对皇帝祖先怀念与敬仰的最为生动、形象的方式。汉代继承了周代“天子八佾”的用乐制度,在表演时采用64人八八成列的庞大阵势,这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仅有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形式。汉代宗庙八佾舞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舞人有严格的择取制度上。《汉大乐律》: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倒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先取嫡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疑为二十之误)至年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

可见舞人除了有身份上的严格限制外,在性别、年龄、容貌、身高及健康状况登身体条件方面也有苛细的要求。八佾舞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种,这两种形式的采用,是出于歌颂皇帝祖先文治和武功的需要。乐舞的主题,主要是通过舞具的不同而展现出来的:文舞舞人执羽籥,或羽旄;武舞舞人执干戚。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祭祀

汉代皇帝宗庙八佾乐舞的上述内容,基本上是沿袭周代旧制。除此而外,在乐舞的施用上汉代也有创新。如根据祖先功德的高低,八佾舞被区分为祖宗庙特设乐舞及诸帝庙共有乐舞者规格不同的两类。《汉书·礼乐志》说:“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汉代在皇帝宗庙八佾舞制上的有沿有革,正是这种“有制有法”的制乐精神的体现。

(4)郊祀乐

汉初至武帝以前,宗庙祭祀乐舞齐备,但是郊祀却没有相应的乐舞。在立甘泉泰一祠的次年,即元鼎六年,武帝和臣下才议增郊祀乐舞,“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魏人王肃说:“汉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谓尽用宫悬之乐也”。可见武帝创郊祀乐也有个趋于完备的过程,封禅之后的郊祀,在用乐礼仪上才仿周制用宫悬的天子之礼。此后,郊祀有乐就成为两汉定制。

关于西汉的郊祀乐,《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汉书·礼乐志》也说: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司马相如等所造这十九章郊祀乐歌,也当为郊祀时面神唱奏的登歌。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祭祀的一部分,翩翩起舞为典礼助兴

(5)迎气五郊乐

东汉的统治者崇奉儒教,深受儒家顺阴阳助教化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施政过程当中,在国家礼仪制度上也有所体现,其中五郊迎气就是最典型的之一。据《后汉书·明帝纪》的记载,五郊迎气制度始行于永平二年,“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关于五郊迎气所采用的奏乐制度及礼仪,《续汉书·祭祀志中》载: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

四、祭祀活动所用舆服

(1)祭祀所用车驾仪仗

两汉承秦,皇帝的车驾仪仗(以下简称“车仪”)有大驾、法驾和小驾等不同等次,这种车驾仪仗,在汉代称“卤簿”。据《续汉书·舆服志上》:汉代皇帝大驾、法驾和小驾卤簿中,所亲乘的仪仗车以六马为驾。为了凸显皇帝至尊的地位,皇帝亲乘的卤簿车,如凤皇车、金根车的车马都繁加装饰,《续汉书·舆服志上》说:金根车也称“德车”;金根之外,皇帝卤簿还有五时车。

五时车也和金根车一样有安车和立车两款,五驾车马各如方色,白马则朱其髦尾,只有皇帝亲乘之车驾六马,其余四车皆四马,在后从为副车。五时车也俗称“五帝车”。皇帝卤簿车以外,还专有所谓的“耕车”,也称“芝车”。车上载有耒耜之具,为行亲耕礼所乘。在皇帝以下,诸侯王也有法驾,“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课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汉代祭祀用的泥偶

关于西汉的祭祀车仪,《汉旧仪》载:

“汗西郡祀天于甘泉宫。大驾祀天,法驾祀地,五郊、明堂省十三,祀宗庙省九,谓之小驾。大驾,大仆校驾。法驾,黄门令校驾。”

关于东汉的祭祀用车仪,《续汉书·舆服志上》载:

“东都唯大行乃大驾。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后罢。”

由此反映出的东汉祭祀车仪与西汉明显不同的,就是降低了天、地郊祀车仪的规格。总之,两汉祭祀在车仪上的差异,是祭祀等级高低的一个反映。不过两汉国家车仪上的等级规定,是以皇帝为本位制定的。东汉皇帝大丧用大驾而南郊祭天用法驾,反映出皇帝对自身的关切,要超出对上帝的敬仰,皇帝本位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汉代祭祀礼器

(2)祭服

从古代祭服的历史上看,周代祭祀服用冕服,到了秦代,这种复杂的冕服制度被弃用,《续汉书·舆服志》说:“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祭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这些都指明了西汉祭服制度的历史渊源。蔡邕《独断》曰:“袀,绀缯也。”绀为一种深青带红的颜色,而玄的本以为黑中带红;袀玄合称,反映出这种祭服是以黑色调为主的,和秦代所奉之水德的颜色相符。汉初承秦为水德,故而祭服的颜色也没有改变。《续汉书·舆服志下》载: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绔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汉高祖刘邦在世的时候,喜服长冠,因此汉高祖故去后,为了表示纪念,长冠就成为宗庙祭服的一部分。祭服皆以袀玄为主,但是不同祭祀也有所区别:宗庙服用长冠、绛缘领袖中衣和绛绔袜;五郊,衣帻绔袜各如其色。东汉建立后,在儒学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汉明帝依古礼改革了祭服制度。《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履以行事。”此后又采纳了东平王刘苍的奏议,把冕服制也用于郊祀。关于东汉的冕服形制及使用规定,《续汉书·舆服志下》记载道: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舃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

由此可见,东汉的冕服虽比《周礼》所载的周代服制简化许多,即所谓“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但仍是比较复杂的。从型制看,冕服包括首衣、身衣和足衣三个部分:首衣为旒冕,也称冕冠,有“垂旒,前后邃延,玉藻”,随身份等级的不同,冕珠的颜色与旒的数量都有差异,皇帝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身衣包括上衣和下裳两部分,衣的底色为玄、裳的底色为纁,并按等级高低加有数量不等的服章。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四项礼仪制度

祭祀礼器

其中,皇帝备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七章;皇帝祭服上的章彩为刺绣而成,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从使用上看,冕服只有天子、三公、诸侯、九卿及特进侯和侍祠侯才有资格服用,而且谨限于天地、明堂、五郊祭祀时使用。百官执事,仍沿袭西汉以来的传统祭服形式,除五郊各如方色外,其它皆为袀玄长冠;百官不执事者,则各服常冠袀玄。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白虎通疏证》《汉书新证》《秦汉礼制研究》《通典》《求古录礼说》《艺文类聚》《五礼通考》《三礼通论》《十三经注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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