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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2019年06月12日 09:16:49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文天下任俊 浏览数:297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祭祀

汉代的统治者在国家祭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绝非仅仅是出于纯粹的信仰需求而满足心灵慰籍,也不单单是基于传统而完成制度传承的使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这也就是无论王朝怎样变换更迭,而当新王朝总把祭祀制度建设视为急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国家祭祀随王朝历史而始终的命运来看,其存在的大前提是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王朝政体,是社会文明发展这一阶段性的产物。因此尽管古代国家在组织上有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化,在统治集团上有华夏与外族间的流转,但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否定国家祭祀的存在。可见为一姓王朝服务,仅仅是其社会政治功能的一个特定部分。

一、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

《礼记·礼运》说:

“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这一表述,揭示了包括祭祀在内的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基本的政治功能在于“治政安君”,也就是维护君主的政治统治。从战国秦汉时期的祭祀意义的发展来看,‘神道设教’既有与周初相通的一面,也有新的变化。就相同的一面来看,他继续将祭祀与封建伦理规范相结合,并通过祭祀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伦理意识。就其变化的一面看,它更加突出了祭祀的等级性,祭祀的君本位思想十分发达。汉代国家祭祀维护君本位与等级性的这一政治功能的确非常突出,具体而言,体现在下述方面: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皇家祭祀

(1)树立皇帝至上权威

皇帝至上权威的树立,在两汉国家祭祀中,主要是通过皇帝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来实现的。具体反映在如下方面:首先,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家天下君主政体,是古代政权组织上的本质特点。由于在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首领对祭祀权的垄断是催生王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祭祀就与战争一样被视为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君主在主宰国家行政权力的同时,也拥有最广泛的神灵祭祀权。这种“祭政合一”的传统,成为古代君主政治的一个特色。三代的帝王可以依赖血缘关系的广泛基础维护自己的权威,汉代皇帝却源出布衣,既缺乏三代统治者那样的神圣血统,又不再具有血缘政治的情感优势,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就使得汉代统治者在国家祭祀制度的建设上具有比以往更明显的功利性。

两汉国家继承了秦朝开创的专制主义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这一体制下,皇帝拥有把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绝对权威。虽然,国家祭祀在本质上,是用来维护君主制度和统治阶级——甚至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正因为国家祭祀具有公共的属性,而不属于君主个人所有。为了维护祀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在早期国家中,“不以私欲干国典”,就成为各个统治阶层均所遵守的重要准则。统治者的施祭行为,所行使的是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至少表面是这样。所以统治者敢于宣称,国家祭祀是“为民立祀”。但是,在君主权力强化的特定历史时期,统治者也能够把个人的信仰内容纳入国家祀典,使国家祀典直接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两汉——特别是在西汉的武帝时期,这一点体现得最为突出。国家祀典的很多内容,如“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等,都是为了满足武帝个人求仙欲望而设置的。

其次,秦汉时期所确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了神化皇权、突出上帝的至尊无上地位,扩大皇帝与臣下的等级差别。《荀子·乐论》:“乐合同,礼别异”。“礼别异”,说明包括祭祀在内的国家礼仪,具有规范等级秩序的作用。在汉代社会中,位于权力顶峰的皇帝也居于社会等级的最高端。在祭祀方面,皇帝的至上性特点主要有:第一、皇帝拥有最高神祇的主祭权在两汉时期,皇帝垄断对天地人三界主神的主祭权。在对郊祀、皇帝宗庙、国家社稷的祭祀以及封禅、明堂等国家大典的祭祀活动中,行使主祭权的只能是皇帝本人。同样,在亲桑、亲蚕这样的女性祭祀活动中,也只有与皇帝一体“为天下母”的皇后拥有最高的祭祀权。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汉代祭祀(画像石)

凡是皇帝不能亲临,但是还要提高祭祀等级的,那就需要大臣以皇帝使者的身份代祠。除了地方性祭祀外,在国家一级的祭祀里面,大臣只能是以侍祠者的身份出现。第二、皇帝拥有全域神祇的通祭权在两汉期间,皇帝与臣下不仅存在祭祀神祇上的等级性,天地等最高等级的神的主祭权由皇帝垄断,而且也依然存在祭祀范围上的等级性。地方上的郡国县邑的君长只能祭祀自己行政区域内的法定神祇,对于事关国家主权象征的县以上“公社”、郡国庙,主祭权也归属于皇帝,地方长官只能以侍祠的身份祭祀;甚至从文帝以后,对于地方的名山大川之神,所在地方的郡国长官也无权主祭,只能依照社稷祭祀的范式,作为代表皇帝的“使者”行使侍祠权。只有“为天下主”的皇帝,才有全域神祇的通祭权。

再次,在秦所确立的集权的政体中,皇帝在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异乎臣下的至上权威。在集权制度下,君主集权不仅意味着君主本人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而且意味着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距离日益悬绝。皇帝与臣下等级差别的扩大,这在汉代国家祭祀礼仪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在祭服方面,前引《续汉书·舆服志下》所载: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舃絇履,以承大祭。……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

在这套东汉明帝参酌经典所创立的祭服制度中,用服章的形式表明不同身份与祭者的等次:皇帝祭服上面日月星辰十二章俱全,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以下依次递减二章。皇帝的祭服上面,不仅章彩完备,而且服章图案是刺绣而成的,而其它大臣的都是平织而成的,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有利于祭祀的时候凸现皇帝的存在,突出皇帝的至上位置。《续汉书·舆服志上》说: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祭祀现场

皇帝与臣下在祭服上的差异,是现实政治等级不同的表现,“德盛者缛”“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说明皇帝在祭服上的这些繁缛装饰,是用来标明皇帝与臣下等级差别,是突出至上皇权的一个具体方式。再有从祭祀用牲来看,皇帝与臣下也有明显的等级区别。如据《汉书·郊祀志下》,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规定:“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它礼如故”。诸如上述这些别异皇帝与臣下的祭祀礼仪规定,有利于突出君主的形象、借助神权树立皇帝的绝对的权威。

最后,从两汉国家祭祀来看,皇帝的祭祀能够附加一定的恩赏措施,这是皇帝利用祭祀活动行使统治权力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如两汉文献中有“立社赐爵”“郊祀赐爵”“立庙赐爵”以及因封禅而“复除”、因祭明堂而“大赦”等等。祭祀活动附带有恩赏措施,这不是汉代才有的事情,而是从先秦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据《礼记·祭统》,所谓“祭有十伦”,其中之一就是“见爵赏之施”。从汉代皇帝祭祀种类看,大多都属于带有浓厚色彩的公共信仰。因此皇帝祭祀在法理上并非是个人的私自行为,而是行使其统治权力的表现。正因为如此,皇帝可以公开声称祭祀敬神的目的,不是为己谋祉,而是为民祈福。因此郊祀、宗庙与明堂、封禅等重大祭祀活动中的赐爵、复除及赦宥等恩赏措施,便含有代天施恩的神圣意味。这种伴随祭祀活动而行的恩赏,与“酎金夺侯”等惩罚手段一样,都是汉代皇帝利用神权彰显君权的具体体现。

(2)维护国家行政秩序

孔子说: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这句话道出了对天地祖先的祭祀,在政权统治方面的功能及意义。对天地祖先的信仰和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所依赖的最主要的贯彻始终的神圣力量,是推行礼教文化的神圣旗帜,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武器。通过祭祀活动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同化力,对统治者强化社会管理、贯彻国家统一意志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汉代国家祭祀而言,贯彻国家统一意志、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的功能也是极为突出的。例如,汉初郡国庙的设置,就带有这种明确的政治目的。西汉王朝政权是汉高祖刘邦通过楚汉战争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刘邦在和项羽作战时,为了争取同盟、瓦解对方,先后分封了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等异姓同盟者为王;随后,为“惩亡秦孤立之败”,又分封刘贾、刘交、刘肥等同姓子弟为王,希望他们能为刘氏政权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但事实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恰恰相反。这些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因此,汉初国家统一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为消除诸侯王国的分裂隐患,汉初诸帝采取了多种手段,设郡国庙便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祭祀仪式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在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去世不久,刘邦便诏令诸侯王立太上皇庙于国都。郡国庙打破了传统上“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的血缘与等级限制,目的就是利用祖先神的权威扩大汉朝的影响,使诸侯王、郡守通过对皇帝宗庙的祭祀供奉强化对汉王朝的臣属意识。关于这一点,汉朝当时的人说得非常明白:其目的就是“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

国家祭祀是国家政治的一个晴雨表,祭祀活动能否按时举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政府行政职能是否运行的正常有序。《郊祀歌·天地》载,在郊祀活动当中,“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礼记·中庸》说:“序事,所以辨贤”。即祭祀活动中的表现如何、称职与否,也是对官员能力考核的一个方面。《论衡·谢短篇》所诘问“文吏所当知”的诸事,前几位的如

“有腊,何帝王时?门户井灶,何立?社稷,先农,灵星,何祠?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象人于门户,何旨?挂芦索于户上,画虎于门阑,何仿?”

都是有关于官吏职守的祭事。说明奉行祭事在汉代官吏的日常政务中,仍是比较重要的职责。

总之,两汉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

二、国家祭祀的社会功能

(1)敦行伦理教化

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父权制的个体家庭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因此,基于血缘关系的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早在先秦时代,“孝”就被视为政治统治的伦理基础而倍受重视。进行祭祀的主要目的,就是遂行“孝”的教化,即所谓“祭者,所以追养继孝”,“祀,所以昭孝息民。由此推及开来,祭祀就被视为伦理教化的主要工具与途径。故而《礼记·祭统》说: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欤!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为神明奉献祭品

这里所强调的教化的核心是“尊君”与“孝亲”;“祭者教之本”,道出了祭祀在“尊君”、“孝亲”的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由于从“孝亲”能够推及“尊君”,即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故而两汉统治者在强化皇帝专制制度的同时,非常重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教化,宣扬“孝”治天下。从两汉国家祭祀看,进行“孝”的教化的社会功能也是非常突出的。汉代国家祭祀的伦理教化功能,主要是通过宗庙、陵寝的祭祀表现出来的。从西汉来看,尽管后人抨击其宗庙制度有“十失”之多,但是宗庙设置上的昭孝意图却是十分显著的。如关于汉高祖原庙的设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从东汉的宗庙设置来看,如前所述,东汉宗庙“同堂异室”制的创立,与汉明帝的孝行有直接的关系。明帝即位后,为光武帝刘秀在洛阳设立了世祖庙,而自己在去世之前,立遗诏不为自己立庙,要求把自己的神主藏于世祖庙内其母亲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汉明帝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通过抑损自己尊显光武帝刘秀,同时也可以昭示对于母亲的孝意。东汉章帝以后诸帝,也依然是出于孝敬之意,遵从了明帝这样的方式,藏主于世祖庙。汉明帝制定上陵礼的目的,就是为了他提倡“孝”道服务。他亲行此礼,正是表明他是天下最“孝”者,是天下人的表率。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祭祀的一部分,为典礼助兴

这样,全国的臣民都必须要仿效他。在汉代,提倡“孝”道,是与政治上对国家尽“忠”紧密联系的。因此,汉明帝上陵礼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将对光武帝的墓祭活动,纳入到他政治统治的范围中。如《续汉书·礼仪志上》,“上陵”礼创立的缘起,确是明帝出于对光武帝的“孝敬”。灵帝建宁五年(公元172年)正月,蔡邕为司徒掾从祭原陵,目睹上陵仪式后推原明帝本意,忾然对同坐者说:

“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为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陛西陛为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汉明帝是一个重情至孝的性情天子。蔡邕的上述感慨议论,足证明帝的皇帝之孝,在“重孝行”的东汉社会,确实有很强的感染与影响力.

(2)强化农本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形式,农业生产既关系到民生休戚,也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种生产状况就使得农业生产活动易于神秘化,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神灵崇拜方式。由于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生产对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的重要性,极为重视对农民耕织务本的劝导,即所谓“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导民之路,在于务本”。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乐舞告祭

因而农事活动的相关祭祀活动,也成为国家用以强化农本意识的一个教化手段。为了敦行农本,统治者往往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汉代的皇帝亲耕与皇后亲蚕就是这样的祭祀礼仪活动。西汉时,皇帝屡屡通过诏书的方式,将天子亲耕布告天下,以示劝农。西汉时的天子亲耕礼还不规范,虽然专有举行亲耕典礼所用的藉田,但是皇帝的亲耕活动并不都在京郊的藉田内举行。不过,尽管在施礼地点上不尽规范,但是,通过亲耕所表达的重农、劝农的意图还是非常明确的。东汉时,天子亲耕、皇后亲蚕成为定制,《续汉书·礼仪志上》载其礼仪道:

“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是月(四月),皇后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

在耕、蚕的活动开始之前,都伴有对先农、先蚕神的祭祀仪式。东汉皇帝亲耕,要乘坐载有农具的“耕车”;皇后亲蚕,也有盛大的出行仪仗,这些仪式排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烘托仪式的庄重氛围,也是为了扩大礼仪的宣传效果,达到劝课农桑的目的

两汉时期国家祭祀的两大功能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汉代国家祭祀除了具有上述功能而外,也还具有与其它一切宗教相同的心理调适功能。人们在祭祀活动过程中,能够通过对神灵的祭祀获得信心力量和安全感。即所谓:去献祭时,人是自然的奴隶,献祭归来时,人是自然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与自然后面的神灵达成了和解,恐惧和不安被削弱了,人以祈祷和献祭换来了心理的平衡。尽管前提是虚假的,神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信徒笃信神的存在,因而由宗教礼仪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却是真实的。正是通过这种活动,进入人们的意识,鼓励他们,熏陶他们,使他们的精神进入一种神圣状态。这种精神感受尽管是人同虚幻的神的交往而产生的虚幻的感受,但却是一种真实地感受,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真实的。

参考文献:《尚书》《春秋》《汉书》《后汉书》《白虎通疏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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