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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魏晋时期,佛教扎根中国成功的原因

2019年12月30日 09:43:49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李夫子说史 浏览数:621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三大学派莫过于,深入人心的“儒家”、受上流社会追捧的“道家”、入世平民化的“佛家”!如果说“儒家”“道家”是中国两千多年本土化的产物,那么“佛家”则是个“舶来品”。尤其是到了现如今,佛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存在感非常强,即便不读佛经,不懂佛学,也时常能接触到它。比方说许多城市都有佛寺,在影视剧、武侠小说当中,经常能看见行侠仗义的少林派。开车的时候,许多人喜欢在车里挂上印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的平安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在自己的书桌案头摆上一尊弥勒佛。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佛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为什么会在中国分布的如此广泛?中国社会又为什么能接纳佛教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外来佛教为何能融入中国?解析魏晋时期,佛教扎根中国成功的原因

一、佛教东传的脉络

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脉络。佛教传入中国,应当不晚于汉朝。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国内还只是零星分布,少数国外僧人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在中国传播佛教经文,佛教仅仅在洛阳、彭城等少数城市初具规模。三国时期,佛教在东南部的吴国发展状况较好,已经引起了孙吴统治集团的注意。到了西晋,佛教开始被上层士大夫接纳,形成了士大夫佛教。到了东晋16国时期,南北方各大政权的王室和贵族基本接受了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高僧“慧远”完善了一套简单易行,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诵阿弥陀佛”这样的办法,使得信众能方便的修行佛学,让普通百姓也接纳了佛教。这个时候,佛教算是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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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僧人为佛教融入中国做出的努力

那么传播佛教的僧人们又从何而来呢?他们为了传播佛教,做了哪些努力?从来源上看,在华的僧人可以分为中外两部分,外国僧人当中的代表人物有中国佛教史第一人“安世高”,传说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为了虔诚的佛教信仰,而放弃了王位。在公元184年来到中国,定居洛阳。汉代的安息国大致就是今天的伊朗,虽然安世高的王子身份并不能确定,但系统规模的翻译佛经,确实是由他开启的。本国的僧人来源则比较复杂,有普通百姓、寒门庶族、名门大族,甚至还有皇帝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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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发展佛教的方面来看,僧人们也做了很多努力,首先就是佛经翻译,佛教起源于印度,是彻彻底底的舶来品。因此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的形式有国外僧人口授的翻译,也有通晓外语的中国僧人直接翻译外国佛经。国外僧人的翻译受到汉语水平的影响,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安息僧人安世高,虽然他对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影响深远,但他的翻译质量实在是称不上优秀。译文当中甚至有大量的北方方言和自由发挥的东西,影响了译文的质量。

到了东晋时期,出生于西域龟兹国的僧人“鸠摩罗什”来华,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译经家之一。他翻译的佛经不仅内容准确,而且文雅、流畅。人们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由他翻译出来的,以至于到今天《金刚经》《法华经》依然在用“鸠摩罗什”的译本。中国本土的僧人翻译佛经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例如西晋高僧“法护”,追求翻译的精确专业,但这也造成了他的翻译比较晦涩难懂。而某些翻译者追求的是易读性,喜欢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名词术语来翻译解释佛经。这种方法叫“格意”。这个做法就说明当时本土的僧人还不能准确理解佛教经文的含义,依然要借助中国传统思想来理解佛教的奥妙。这种翻译方法直到东晋末年,鸠摩罗什与高僧慧远有了接触,才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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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出国求取佛教经文。中国僧人去往国外取经,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大概就是唐代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拜佛求经,这个故事直接成为了《西游记》的起源。不过在佛教传播的早期,中国僧人去往国外的故事也不少见。这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西晋时期的僧人“法护”。据记载,他出生于敦煌,熟练掌握了中亚各个国家的语言。曾经周游中亚36国,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佛经。回国之后的法护在长安被誉为“敦煌菩萨”,他翻译的佛经多达上百部。法护的存在,使得当时的长安取代洛阳,成为了北方新的佛教重镇。他的学派门下弟子多达千人,一位翻译家,带动了一个佛教学派的兴盛,可见佛教早期传播过程中取经、译经的重要性。

取经、译经之后,就轮到佛经的整理了。这是当时僧人传播佛教的第3个努力。佛教流派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每个流派都有许多各自的经典。这些佛经在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一个佛经往往会有多个译本,优劣有别。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些假的经书也在市面流传。因此整理注释佛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东晋的高僧“道安”,他写成《综理众经目录》,对佛经的年代、翻译的时间、经文的真伪优劣,做了系统的梳理,算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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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努力方向,还都和佛经本身有关。除了佛经的传播之外,僧人们还有第四项努力,就是完善修行的戒律。就像今天的明星艺人会拥有大量的粉丝一样。当时著名的僧人周边也会聚集起大量的信众弟子。根据粗略统计,法护和尚的学派就聚集了多达千人。道安和尚在襄阳时也有信众数百人跟随。这些僧人游离于社会法则之外,甚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成为了部分士大夫攻击佛教的矛头之一。为了约束这样一大批人的行为规范,戒律的存在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道安翻译了佛教戒律的经典,并且自主创立了大量戒规制度,包含焚香、讲经、饮食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来约束佛教信众。据说道安创立的戒规使用相当广泛,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就是用“释”字作为僧人法名的姓。这项戒律现在还在使用。

三、佛教融入中国成功的三大原因

那么佛教东传,古代中国人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呢?根据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把受众分为士大夫、王室和百姓三类。佛教融入中国,是从士大夫和王室开始的,最终覆盖到普通百姓身边。先来说说“士大夫佛教”的形成,士大夫泛指拥有一定知识文化基础,能够在官僚体制中谋得一官半职的文化人。士大夫佛教始于西晋时期,在东晋蓬勃发展,那么士大夫群体之所以能接受佛教,李夫子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佛教在那时还是比较高深的哲学,相对于文化水平较差的普通百姓,受过教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士大夫,更容易理解接纳佛教思想。第二,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与佛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为士大夫接纳佛教提供了思想基础。玄学形成于曹魏晚期,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探讨的大多是天人关系、有无之辩、名实关系之类的议题。而佛教的某些概念与玄学的确有相同类似之处。比如说在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道家经典《庄子》中有个名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说天地与我共存,万物与我为一,要保持这种无我状态,感受宇宙天命。

而佛教则倡导通过进入无为状态来关照万物,这是非常相似的状态。这种概念论点上的相似,在玄学佛学间并不少见,而且佛教的一些看法说得更透彻,往往能够填补玄学的理论空白。因此,热衷于玄学的士大夫自然而然的对佛教就产生了兴趣。而士大夫一手捧着《道德经》《庄子》,一手捧着《佛经》时,士大夫与佛教的融合就开始了。当然士大夫们接受佛教还有第3个原因,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政变频繁有关,生命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外的脆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净的佛门成为了他们从心灵上躲避乱世的落脚点。

那么士大夫佛教的影响力有多大呢?这就要提到第二个接受佛教的人群——“王室成员”,有了士大夫为跳板,东晋时期迅速出现了王室佛教。整个东晋时期,都由士大夫中实力强劲的门阀大族把持朝政。也正是因为士大夫能够接近皇帝,甚至左右皇帝的判断,东晋的王室便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王室开始资助寺庙的修建,供养僧人集团。例如东晋简文帝,不仅自己皈依佛教,还出资修建精舍,也就是佛寺,以供僧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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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流社会接纳佛教之后形成的新局面

士大夫、王室接纳佛教之后,汉人上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首先是许多士大夫或是皈依佛门,或是成为了当时名僧的信众。例如东晋权臣,琅琊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敦,他的弟弟就皈依了佛门。法名“竺潜”,又名“竺道潜”,他拜了当时精通佛法的知名人士“刘元真”为师,研习佛法。王氏的后人王羲之与当时的高僧“支遁”也是来往密切。琅琊王氏家族是东晋豪门望族之首,为东晋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氏家族的子弟投入佛门,这表明东晋时期士大夫对佛教的接纳程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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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僧人能与王室建立起直接亲密的联系,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长安名僧“博远”,西晋八王之乱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劫持了晋惠帝,名声不好,司马颙崇拜博远,博远也毫不在意司马颙声名狼藉,经常与他彻夜长谈。后来到了东晋,王室普遍支持佛教,像“慧远”这样的名僧交际范围就更加广泛。他不仅与东晋的权臣关系密切,甚至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也有频繁的书信往来。

最后是佛教、玄学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也是两晋时期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文献记载,高僧支遁曾经为《庄子》做注,并且频繁参与名家、大士的辩论,这种辩论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清谈”,是上层士大夫们选取一个玄学议题,反复辩论的活动,既有学术性也有社交性。而支遁等僧人不仅能够参与到清谈中,甚至在谈论出现僵局、争执不下时,还会被推举作为辩论裁判、调停纷争。从资料中可以发现,佛教思想和佛教的辩论方法,在清谈中被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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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家与佛教的相互融合

至于儒家与佛教又是怎么融合的呢?这与汉代流传下来的天人感应有关系。儒家认为日食、地震之类的灾难是对统治者的警醒,皇帝需要为此自责。到了东晋时期,面对灾难,皇帝还会请僧人们来做法祈福。东晋简文帝时期,官员观测星象,发现火星飞入了北斗星南边的天空,简文帝担心,这是有人要篡位的征兆,于是命令地方官员赶紧去山上问候僧人“竺法旷”,咨询怎么祛除火星的影响,保住皇位。这是皇帝借助僧人力量的最早记载。

刚才说的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皇帝,都是地处南方的东晋王朝的情景。而在北方,由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比较尊重文化,而且据说某些僧人有特殊能力,所以佛教在北方高层人物中传播也较为顺利。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图澄”。“佛图澄”不仅佛教学术修养深厚,而且法力高强,深受统治者的信赖。据说有一天,佛图澄和后赵皇帝石虎,坐在室内讲经,讲着讲着,佛图澄忽然大吃一惊,“糟糕,幽州要发生火灾了”,于是抓起酒杯向着幽州方向喷去,这喷了一阵子,他放下酒杯,笑着对石虎说:“现在火熄灭了。”石虎觉得这也太过神奇了。当时他们距离幽州不近,佛图澄又怎么会知道幽州发生火灾?还能遥控灭火呢?于是他派兵前去幽州查看,士兵从幽州回来之后向石虎报告,说“幽州确实发生了火灾,只是忽然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不知为什么雨中还带着酒的味道”。这种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在佛图澄的传记中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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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佛教如何在基层百姓中普及?

那么通过以上种种努力,佛教已经在士大夫和王室阶层广为流传了,但是整个中国最庞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佛教想要扎根中国,那就必须要让数量众多的百姓也信仰佛教。那么百姓们是怎么接受佛教的呢?这就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东晋时期的“慧远”和尚,他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的初代祖师。慧远和尚,是高僧道安的弟子,也是庐山僧团的创始人。在他之前,佛教提倡艰苦修行,才能往生极乐。这里面做法十分复杂,对人的耐性、思考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慧远主张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法门,老少皆宜,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一概全收,这才让佛教得以在百姓中普及开来。

为此,慧远把修行方法确定为“念佛”“禅定”“佛像崇拜”,明确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崇拜对象,让修行方式简单可操作。“念佛”,就是念诵“阿弥陀佛”,这种方法要求不高,只要信徒能在三个月内不去想物质享受,保持灵魂的洁净,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念诵阿弥陀佛,7天之后,佛就会出现在面前,向信众宣讲佛法。“禅定”就是排除意识中的杂念,保持清静的状态,扩大感知范围,接近真实的智慧。慧远认为这样能净化灵魂中的迷惑、欲望,暂时达到解脱的境界。“佛像崇拜”是慧远和他的庐山僧团最特别的地方,慧远经常使用佛像,并格外强调它的重要性。这对于俗家信众来说,佛就在眼前,便于集中精力、排除杂念。正是通过这三项修行方法的制定,让佛教的发展在慧远这里完成了,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普通百姓的渗透,这也成了后来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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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佛教扎根中国并非一帆风顺

士大夫群体从西晋开始接纳佛教,以士大夫为跳板,王室也接受了佛教。这样佛教完成了对上层阶级的融合,而对于普通百姓,慧远制定了系统化、可操作的修行方式,让文化基础比较差的普通百姓也能便利的修行佛教,完成了佛教在百姓中的传播,也完成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由上而下的融合。大家可能会觉得佛教进入中国好像一帆风顺,很容易啊,其实不然。

在当时佛教的传播既遭到了士大夫的攻击,也遭到了道教的攻击。其中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尤其引人注目。为什么攻击佛教的不是别人,偏偏是上层士大夫呢?这是因为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生涯、精神生活,都依托于传统的本土文化,而佛教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儒家、法家思想冲突太大,这很难不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而且僧人集团脱离社会生活,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他们也会对佛教产生非议。

八、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与论战

当目光聚焦在上层士大夫集团,我们一起看看当时关于佛教的论战。表面上看,这是佛教与士大夫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可以看出,佛教正在努力寻求对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只有做到这一点,佛教才能在中国本土长久下去。

论战的第一个焦点是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秩序,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寸土地,每一位百姓都应该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士大夫们认为僧人们脱离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不敬帝王、不服兵役、不纳赋税,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此,高僧慧远做出了精彩的辩护,他提出“在家修行”和“出家皈依”,是两种修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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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修行的信徒是必须受传统社会秩序约束的,而出家修行虽然脱离了现有的社会体制,但佛教教人顺从,也能达到服从皇帝的效果。而且在中国之外,也有很多君主也资助佛教。在辩护的同时,慧远与反对佛教的大臣“桓玄”积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让某些不适宜修行的僧人还俗,减少僧人数量,降低对经济治安的影响,与朝野达成一致。

论战的第二个焦点是功利主义的分歧。有些士大夫认为,佛教理论是完全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证实的,而且佛教既不能让皇帝延年益寿,也不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建立佛寺还要耗费不少钱财,还会让百姓们平生恐惧,每天担惊受怕,实在是看不出佛教有什么积极作用,这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论点。一种思想流派,如果想要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就必须要在实际中有所作用,要能服务于社会治理、百姓教化。因此,如何回应这一项攻击,对佛教信徒而言也至关重要。针对批评,佛教的护教者们提出,佛教有许多清规戒律,严格约束着信众的言行举止,而且佛教经典要求信徒们修身养性,提高他们的德行。这就是佛教能服务于社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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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主张一个社会不再有杀戮和纷争,这和儒家对太平盛世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且当时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头领,像后赵政权石虎这种人,本来是很残暴的,但是在佛教法师的感化下,在杀人上面还是有所收敛,这还不能算是佛教的实用之处吗?

论战的第三个焦点是文化优越感导致的分歧。中国传统观念中,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差,外国文化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攻击者认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圣人,例如孔子、孟子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佛教,这说明佛教必然没有可取之处,否则圣人们为什么不提呢?那些信仰佛教的增人,要么是没有文化的笨蛋,要么是道德沦丧的骗子。这个问题对护教者来说略显棘手,因为佛教来自国外,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护教者巧妙的借用了一个说法,让佛教与中国产生了模糊的关联。这就是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外国文化未必就比中国差。中国曾经出现的美德,随着战乱已经逐渐消失了,但他们在国外或许还有残留。而且圣人留下的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得到的最高评价不就是“圣之使者”吗?他能根据时代不同做出变化。佛教和儒家学说内在有相同之处,都是圣人为了拯救人类留下的思想,只不过看上去是两个不相干的辩题罢了。所以士大夫们不应该排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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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士大夫之外,基于文化排斥的心态,当时还出现了佛教与道教的冲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上层领袖与信徒是比较富裕的上层阶级,而且他们与王室、上层士大夫也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为了争取上层的支持,道教与佛教发生了对抗。公元300年前后,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地区,这大大刺激了士大夫对外来事物的排斥心理。佛教作为文化中的舶来品,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攻击最猛烈的是道教信徒王浮,他曾经与僧人博远多次辩论,但却总是败下阵来,心怀怨念的他伪造了一部名为《化胡经》的经典,声称佛教源出老子,它不过是道教中一个堕落腐化的分支,并不适合中国。因为最纯粹的道教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就没离开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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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回应也针锋相对,信徒们不仅从文献考据上指出《化胡经》是伪造的,还沿着道教的思路指出佛陀能变化出各种形态。老子也是佛的化身之一,更有信徒干脆也伪造了佛教经文,试图把孔子、老子都放进佛教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形式并不足取。但在这里确实能发现,佛教在尝试与儒家、道教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调和,给自己来一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加持,哪怕是强行的扯在一起。

论战的第四个焦点是道德层面的分歧。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攻击者指出,僧人们竟敢剃去头发,不婚不娶,甚至有些僧人自残自焚身躯,这简直是违背人伦。作为最坚定的护教者之一,高僧慧远指出,根据佛教的规矩,凡是需要报效朝廷,尤其是需要服兵役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人,都不能剃发为僧。不过佛教的反驳还不是被动的。在一些佛教拥护者来看,笃信佛教、出家为僧,居然是弘扬孝道的理想方式。东晋著名的玄学家“孙绰”,就认为孩子出家为僧,通过修行,证道成佛,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不仅改变了孩子自己的地位,也能抬高父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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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孝顺父母的方式相比,皈依佛门显然要更加高明。而且儒家传统里也有比孝顺父母更高的价值。有句话叫“移孝作忠”,往往是要大臣抛弃对家庭的义务,对君王尽忠。一般情况“移孝作忠”都是要臣子死的。这样一来,对家中的父亲就没法再尽义务,就成了不孝了。相比之下,僧人修行,如果说是孝行,没有问题,如果非得说是不孝,中国传统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何必五十步笑百步?所以佛教在道德上无可厚非。

九、佛教的务实精神

以上4点士大夫与佛教之间论战的几个攻防,从中可以发现士大夫对佛教的攻击,不仅有思想上的分歧,更多还是提防僧团全新的社会组织。同时从佛教的辩护中也能发现,佛教在不断尝试与中国文化调和。护教者们顺着士大夫的思路,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寻求佛教,契合中国的证据。无论是支持朝廷、减少僧人,还是将佛教思想与德治相结合,将释迦牟尼解释为孝子,都是在寻求合作,而非挑起争端。因此这虽然是论战,但是从佛教的传播上来说,却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正是这一务实的做法,让佛教在东晋灭亡之前,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了佛教融入中国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21世纪的今天,佛教依然在中国有很深的地位,上至富商名流、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信仰佛教之人,我们通过佛教东传成功的努力和付出,不难发现,务实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国,儒家已逐渐淡漠,道教玄之又玄,唯有佛教依然还散发着蓬勃的生机,不得不引人深思啊!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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