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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2020年02月04日 13:01:55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笑语千年 浏览数:175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天象的观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天文观测的国家之一。《易经》有云:“天垂象,圣人则之”,古人认为天象与人类发展和人世间的万物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掌握占星和历算之学的专职人员,他们负责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为统治者按照上天的旨意,制定相应的国策。特别是汉朝之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人”“天人感应”的学说,将天象和自然灾异与统治者的为政联系起来,观星占星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和祭祀上的预测功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会根据天象去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星图

唐朝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天文观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观星占星术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天上的八柱四辅二十八宿星象,不但影响着统治者的执政,甚至在都城建设、水利兴修方面也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这时的“天文学”具有了浓厚的人文内涵,成为儒教正统之学之一,为统治者教化天下提供了规范,出现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现象。所以仰观天象,占卜吉凶,获得上天的旨意成为古代天文观测的重要价值。

一、唐朝的天文机构

唐朝的天文机构主要有太史局、浑天监和司天台等部门组成。其中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分别是唐朝前期和后期最重要的观星机构。

唐代太史局有太史令二人,太史丞二人,书令史四人,“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观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并率其属而占候。”这里的“观察天文”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天文的观测与记录,二是对观测到的天象进行了预测和解释。正所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与政者也”,观测天文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参政提供依据和方向,这才是唐代天文的主要职责和目的。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唐代观星官员

唐代天文观测与记录的范围十分广泛,所有的日月运行、星辰分野、日食月食、五星凌犯、客星占主、妖星冲牛等等都在观测与记录之例。特别是一些异常的天文现象,太史局不但要进行观测,还要进行解释,揭示这些异象背后的意义,以便统治者将这些意义与国家大事相互参照。

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太史局观测和记录到了多次天文异象,并对这些异象进行了解释。比如大历二年三月,太史局观测到“绿火犯井”的天文异象,并作出了星象的解释:“夏不益时,乞宽刑狱”。也就是说,上天用“绿火犯井”的天文异象,提醒统治者要宽大刑狱,自然可以免除灾祸;否则上天会对其进行惩罚。

太史局每年的观测报告,要在年终时全部移交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秘书监写进帝王的起居录。在皇帝的起居录中,这类天象往往会和当年的灾祥、收成、水旱灾害放在一起记录,最后载入史书。也就是说,天文观测结果会与社会上的种种现象相挂钩,某种意义上成为评判当年统治者执政是否符合上天的旨意的标准,对帝王的自律和反省起着一定的作用。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浑天仪

从武则天执政时开始,太史局并入浑天监,唐肃宗时又在浑天监里将观星的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了司天台。但是不管机构如何变化,人员如何设置,它们的职责并没有太大改变,仍属于唐代帝王借上天的星象进行施政指导的观星机构。

二、唐代的占星管理

浩瀚星空,繁星点点,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无法完全搞清楚许多天文现象,甚至现代仪器的观测也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因此太史局或者司天台的观测是否准确,占星的结果是否真实,或者不同的占星者对相同的天象解读是否准确,会影响皇帝的施政方针是否符合天意。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详细的占星和解释标准,防止观测和占卜过程中出现偏差。

封建社会里,占星是一种与上天交流的方式,代表的是皇权天授,一直都是皇家的专利,政府是不允许民间出现私人占星的。所以一切有关天文和观星的资料,唐代都进行严格的管理,不允许流传到社会上。对民间的一些天文学的资料和书籍,也是一律收缴,私藏者是会被治以重罪的。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天文学在封建社会被视为“帝王之术”,学习的人比较少,具备观星能力的顶尖人才更是稀缺。唐代统治者想方设法将这些人才全部招揽至太史局或者司天台,并统一管理,避免他们在民间私自观测,散布占星结论。

对于一些天文学上的人才,统治者也是视若珍宝,倚为亲信。《新唐书-李辅国传》就记载了韩颖、刘恒两位民间的观星大家,被唐肃宗招至司天台,并兼任待诏翰林,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深得皇帝的信任。

为了保证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唐朝对天文观测人员的要求很高,“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太史局、浑天监和司天台里的每一位官员都有自己相对应的职责,不允许他们参加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天文活动,甚至与自己职责无关的天文器材也不能碰。唐文宗时期,还规定“观生不得读占书”,将天文观测者与天文解读者分离,防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唐武宗时,更是将星空分成春夏秋冬中五个区域,每位观星者只负责自己划定的一块区域,最大程度实现了“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的原则。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观星者最重要的一条禁忌就是不得与朝官交往。开元十年,唐玄宗规定“卜相占侯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将他们与文武百官隔离开来,防止一些野心家利用天象制造事端,扰乱统治。

观星者如果观测到异常天象,他们写出的报告可以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送达皇帝本人。《大唐六典》中规定:“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这是因为古人对天象十分迷信,天象具有极大的神秘性与权威性,一旦泄露会引发社会上的骚乱。如果有观星人员泄露这些秘密,按《唐律疏议-泄漏大事》款,可以判处“徒一年半”的刑罚。

三、社会上的占星现象

虽然唐朝对天文观星的管理很严,在前期也贯彻得比较到位,但是观星这种具有极大神秘感的活动,一直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衰落,藩镇军阀竟相割据,他们也迫切想通过观星来预测自己的吉凶,所以观星在社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盛行于官僚和上层社会的普遍现象。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七星连珠

随着唐朝中央政府对观星人员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许多唐朝文人,特别是科举落第人员不断加入到研习观星的队伍中来。唐朝诗人王绩有一首《叙志示矍处士》的诗写道:“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矍处士就是一个能文能武又会占星的儒生。他既通明经之道,又精剑术,还会占星,在家中便建有一座小楼,时常夜观天象。这是当时不少上层知识分子中时髦的事,也说明“观星望气”不再是皇室的专利,不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唐朝诗人的许多诗歌中,都有对占星的描写。诗人卢从愿在送朋友张说巡边的诗中写道:“上将发文昌,中军静朔方。占星引旌节,择日拜坛场。”,这也说明当时的武将们出征之前,都会占星以卜吉凶,是决定战争开展与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也有一些官员本身不参与占星,但他们手下豢养一些会占星术的术士,负责观测天象,对他们的官运进行预测,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指导,甚至决定他们与谁结党,在国家大事上执什么样的态度。

四、唐代观星方法

唐代的观星术,是建立在古代“分野论”之上的。所谓“分野论”,就是将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州和十二时辰联系起来,再对日、月犯宿、慧星冲日或者冲月、五星聚合等天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古代对日食的出现特别重视,不但要详细记录日食发生的时间,对日食时太阳所处的分野度数、日食时间、阴影侵入角度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日食发生时间里,太阳在天空的纬度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分野在某州”。如日食时太阳处在东井28度是分京师,食尾6度是分宋州,东壁1度是分并州等等。“分某州”便是某州在接下来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这些现象有凶有吉,这就需要专门的占星者(而不是观星者)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该怎样避免。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日食

大唐武德六年发生过一次南斗十九度的日食,按照“分野论”,这次日食对应的是“吴分”,也就是春秋时的吴地,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按照当时占星者的解释,这次日食指示的是江南地区会发生战乱。果然两个月之后,吴地的辅公拓便盘踞丹阳自立为帝,建立大宋政权。唐军于第二年平定辅公拓的叛乱,并借机将江淮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武则天神龙三年六月又发生了一次日食,占星者给出的结论是“分京师”,提醒武则天注意。果然当年七月,太子李重俊与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叛乱,杀死武三思以下数十人,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占星者的准确预言,还是让武则天大为信服。

唐代占星者还会对多星聚合、镇星乱位、月犯列宿以及慧星(扫帚星)的出现进行占卜预测,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五、占星对政治的影响

《史记》云:“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上修德,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意思是说,日食也好,月食也好,都是帝王失德、失政引起的,皇帝应该及时修德修政,进行自我反省和约束,才能保证统治的延续。所以古代每次出现异常天象,特别是日食之后,皇帝往往都会调整政策,对社会进程带来较大的影响。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开元七年五月,正值大唐最强盛之际,天空忽然出现了日全食,正午的长安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见人。唐玄宗大惊失色,在听取占星官的意见后,“素服以俟变”,并且做出了撤音乐、减膳食、查监囚、劝农课的反省。

这次日食中,占星官对唐玄宗给出的解释是“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缓,则日行迟。人君稍逾常度,则阴浸于阳,行或失中,故应惑所至”,把日食的发生与唐玄宗行为的“失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只要皇帝加强德行修养,灾祸自然就会远离。所以唐玄宗一改往日奢靡之风,继续励精图治,让“开元盛世”又延长了十几年。如果没有这次日食的警告,也许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骄奢淫逸会来得更早,对唐朝的危害会更大。

在中国历史上,慧星俗名“扫把星”,一直是不祥之兆。凡有彗星出现,就会预示着灾祸即将来临。所以彗星的出现,对唐朝的政治影响力更大。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彗星

大顺二年四月,“有慧星如半月,长十丈余,见于西方”,当时的司天监陈匡上奏:“当有乱臣将入宫内”。唐昭宗随即联想到天威都将军李顺专掌禁军,平时飞扬跋扈,有作战的嫌疑。于是昭宗诏李顺入宫,在银台门埋伏刀斧手,将李顺斩于门前。事后调查得知,李顺与宦官勾结,早有废立之意,唐昭宗此举除去了身边的隐患,保证了政权的稳固。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将天文事件与人间的统治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但是在古代这却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占星者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试图按照当时人们掌握的最先进的星象学的知识,去解释天象的出没运行规律,研究星象的象征意义。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占星者,都希望通过天上的二十八宿,去建立与人间十二州的对应关系,提前预知灾祸的来临,做好防范工作,防微杜渐,在灾害大发生前予以制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预言反映了人民希望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的心愿,对安定人心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一棍子将占星者打死,将他们归入封建迷信之列。

“天垂象,圣人则之”——浅论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天文学家一行

当然,占星术在几千年的过程中,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选,也存在一些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统治者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会有意的对占星的结果进行篡改,达到服务历史事件或者服务统治的目的。但是做为一个历史存在,观星占星曾经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施政的一个重要依据,几乎每一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背后,都有占星的影子。占星是隐藏在古代政治斗争背后的一件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力有多大无法具体评判,但是那些天文学的先驱者的辛勤观测和记载,以及他们运用智慧对天象进行解释的努力,应该被我们后人记住。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现代天文学就会失去许多资料,也许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之路没有这样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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