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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2020年03月02日 04:33:54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所罗门文化 浏览数:223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引言:明代以武功立国,建国之初即不吝以爵邑分封功臣宿将,然而文臣得封者绝少,后来在枟大明律枠中又明文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因而明初的“右武”政策甚为明显。随着明代政治的不断演变,文武地位迭有升降,最终演变出重文轻武的政治形势。在此形势下,大概从明中叶的弘治时代开始,文士社会中逐渐形成一股尚武之风。此一风气,也深刻影响到士人的结社交游活动中,出现了骑马角射、击剑任侠等风尚,显示出明代后期士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

为何明朝文士习武之风蓬勃?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明朝武举考试

1、明代文武地位的嬗变

明代以武功开国,先是平定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而后攻入大都,取代元朝。建国之后,为着酬报功臣宿将,分茅裂土,大建世袭爵位。洪武后期迭兴大狱,功臣宿将失爵族灭者众多,然其子朱棣,通过靖难而登帝位,再次大建世爵,其后列朝也续有分封,以至枟明史枠认定,明代世爵,“校诸西京世胄,殆将过之”。

从官员的遴选上,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明初的武尊文卑的政治格局。文官需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任用,虽然建国伊始,朱元璋在开科举诏书中明令“使中行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勿得与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科举仅仅被用来遴选文官。

至于武官的遴选办法,却是另有制度,即卫所制度下的世袭军户和世袭军官是也。世袭军官制度下,卫、所军官指挥使以下世袭其职,高级武官则往往由世袭爵邑者充任。明显地,在明初的制度设计上,武官是世袭的,而文官却要通过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来选拔任用。

明初的武尊文卑,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在中央,如“典宿卫,领京营,镇陪京,督漕运”等都一向是朝廷勋略武官的禁脔。在地方,虽然从制度设计上是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并立,不相统属,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是都指挥使起到主导作用。

为何明朝文士习武之风蓬勃?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文官对此现象,久蓄怨言,在此之前的建文时期,也有对武尊文卑的政治现实提出批评,昌言“文武平等”的,如寿州训导刘亨曾上书,“六卿卑于五军,当并为一品;国子祭酒,师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仆下”,建文帝多见听用,如建文时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与五军都督同级。成祖朱棣即位,恢复旧章,六部尚书仍为正二品。

如果粗略地看,我们也许可以说明代政治形势中从前期的武尊文卑到后期的文尊武卑,其转捩点正是弘治时期。这一转变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明代地方制度的改革——巡抚、总督体系的发展来予以说明。

明初废除行中书省而实行三司分立,在王夫之看来是与中央废除丞相一样的失策,是所谓的“弃尔辅矣”,即因噎废食而自撤藩篱的愚蠢行为。明代中叶的陆容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并提供了改进的建议,“使当时谋国者为善后之计,每都司、卫所正官俱设文职一员,佐贰仍用武职。除民事不预,凡军中事,宜与布政使司及府州官会同行事,庶乎其可也”。也即是说要地方军政协作,才能有效处理地方事务。而巡抚、总督体制的逐渐建立,实际上就是为了克服地方三权分立而带来的弊端,是希望通过文官统辖地方三司,重建地方政治制度的一种努力。

巡抚、总督从一开始出现就带着文官钳制武官的意图,早在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明仁宗就以武臣疏于文墨的理由遴选文官到各边方参赞军务,即“整理文书,商榷机密,参谋军务,督理边储”。在武尊文卑的环境下,通过文官钳制武官,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可以由巡抚、总督体制的发展历程看的出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历经反复,但这一以文驭武的总督、巡抚制度毕竟还是在明代中叶牢固确立起来了。由此带来的结果,明代后期的文尊武卑格局取代了明初的武尊文卑。这与王夫之所说的,明代后期的公侯只能“匍匐于士大夫之门”,可谓所见略同。

2、明代后期文士的尚武之风

正统以降,巡抚、总督体制逐渐确立,文官在军事上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文臣知兵者也逐渐增多。正统间已有因军功封伯者,即靖远伯王骥,成化间又有威宁伯王越,嘉靖初有新建伯王守仁。王守仁之以理学得封,对书生影响尤大。

为何明朝文士习武之风蓬勃?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万历初年,郧阳抚治李材,素随邹守益讲学,兼文武才,以王守仁自况。他任职郧阳时,仍然热衷于聚徒讲学,派遣兵士为徒众听差当佣,又把参将公署改作学宫,激起将士哗变。为此,他丢官下狱,复遭流放云南边卫,被沈德符讽刺为“尿汁诸葛亮”。虽然有此笑柄,但也足见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明代后期的文士普遍关心兵事,渴望建立军功的突出现象。如嘉靖时期,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边材急缺,嘉靖二十年曾诏两京言官会荐边才,给事中邢如默等一时间竟推荐毛伯温、刘天和等共二十人之多。

在新的总督、巡抚体制下,文官成为战争能够取胜的重要保证,因而文士知兵、谈兵蔚然一时风尚。名公巨卿如唐顺之、赵贞吉、赵时春等,皆巍科大儒,士林所宗,但都究心武事,又都出身翰林,足为文人生色。

隆庆间,文人究心武事,依然不乏其人,最著者有刘焘、谭纶。刘焘,善射,有百步穿杨之能,“悬一金钱于百步外,射必贯其窍,无一失者”。谭纶与戚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曾在酣战过后惊奇地发现,“刃血渍腕,累沃乃脱”。这显示出此时的文人究心武事,已非仅停留于口头,而是娴熟武艺且能上阵杀敌。

万历以降,文士究心兵事者,仍然多不胜数。万历中叶,四方多故,如顾养谦、叶梦熊、李化龙、梅国桢都能骑射剑击,颇建军功。这四人所建军功,就是后人侈谈的“万历三大征”,叶梦熊、梅国桢平定了宁夏叛乱,李化龙平定了播州之乱,顾养谦则参与了朝鲜战争。万历时代是否有三大征,也许正如黄仁宇所说只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然而,它们的确是生活在尚武风气下的晚明士人所主导下的战争,是他们所取得的突出的军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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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而能骑射剑击,正表示出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坐而谈兵,而是要拿起武器,练就一身武艺以执刀临阵。如后来因参加平定宁夏之乱而闻名的梅国桢,方其甫入仕途尚未崭露头角时候,当他任满入京接受考察,

“骑骏马,带长弓,控大羽箭,偕侍史苍头十余人作健儿装,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俨然一副带兵大将之风范。他还终生好射,至老不倦,甚至宴会时候,也“多以寒具为的,宾僚共射之”。其侄甘肃巡抚梅之焕,年十四为诸生时,御史行部阅兵,他骑马突入校场。阅兵御史大怒,令其与武官角射,“九发九中,长揖上马而去”。

这显示出万历时期的文士在开始准备科举应试的时候,已经有人究心武艺,将有朝一日上阵杀敌、建立军功当成自己未来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而积极认真地准备着。

然而在文武分途的制度下,文官要获得指挥军事或是带兵冲锋陷阵的机会,往往先要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文官序列之一员。明代后期,散财收养家丁本是边疆宿将建功立业的常用手段,而前所提及的梅国桢、这些文士也都乐此不疲,甚至不惜破家以赴,由此可见他们的种种尚武作风,都是为着有朝一日能够建立军功的功利性目的。素习武艺的文士,也有人长期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文官序列的成员,他们或者将满腔的抑郁发之于怪诞的行为,或者投身领兵的文官或是大将的幕府,借他人之手完成建功立业的梦想。

为何明朝文士习武之风蓬勃?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无论得遇与否,这些生活在明末的文士普遍有着建立军功的梦想,也往往重视提高自身的战斗技能、兵法韬略,或者大显身手于沙场奋战,或者以怪诞行为诉说着不能得偿所愿的内心郁结,或者投身幕府贡献自身的韬略卓识。进入文官序列的文士,也并非都能得到直接参与军事的机会,如翰林院的官员除了少数能入阁间接与闻军事外,大多数人终生也没有参与军事的机会,然而明代后期的翰林官员也多有关心军事、喜欢谈论军事者,由此亦可见尚武之风在明代后期的文士集团中存在之广泛。

3、万历初年京师的一个文士结社团体

明史专家谢国桢曾经指出,嘉靖以后,文人结社之风渐渐兴盛。结社的缘由是为着准备科举考试,因而入社的对象大多是应考的举子。他们或十日一会,或一月一盟,诗酒唱和,境外交游,成为当日士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结社群体毕竟由文士组成,因而其社友活动也有谈诗论赋、品酒吟唱这样的文人雅事。另一方面,他们的社友活动似乎也有“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这样的市井侠客、勋戚子弟的参与,因而其活动范围和形式也就呈现出侠客郊游和武将校艺的特色。这一特色,体现出结社成员为着有朝一日效命疆场,在文人雅事之余一刻也不肯放松追究更高的搏击技能和更高的战略战术能力。

为何明朝文士习武之风蓬勃?浅论明代后期的文士的尚武之风

这种热衷谈兵论剑的文士尚武新风尚,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也时有流露。一方面,他们对战国侠客的意象和行为方式非常偏好,如“赵生侠气天下奇,腰悬匕首光陆离”“腰间露出双吴钩,手捻紫须猬毛磔”,“当卢进觞,夹坐鸣弦。慷慨中夜,伏剑当筵”。

其次,对效命疆场、猎取侯封,他们也表示出强烈的向往之情,如“便须南取倭、北击虏,功成不受印如斗”、“死即鬼厉,生当为侯”。偶尔,他们也担心自身校艺不精,即使有机会奋战沙场也难以建立功勋,如“荆卿未讲击剑术,燕市空然混酒徒”、“匣冷荆轲剑,惭怀孺子缨”。当然更多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万丈豪情,坚信一旦能够身临战场,自己定然有能力不负所托,能够做到“云里贯雕不足喜,赤手搏得双麒麟”。

总之,在明代后期文尊武卑的政治环境下,随着文官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的提高,他们在军事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受此心理驱使,众多士人从幼年开始准备科举应试时,已经注意学习战争技击术、阅读古兵法,甚至破家财以组建家丁队伍,为的是科举告捷、进入官场后能够奋战沙场,猎取侯封,这正是明代后期士人尚武之风的具体内涵。

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发现在万历初年的京师存在着一个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文人结社,他们的城市生活有着未曾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新面向。就明代政治中文武地位嬗变这一线索,本文试图展现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认定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政治和社会背景的,笔者相信进一步发掘这一现象的内涵,不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那一时期京师文士城市生活的认识,也对我们理解那一时期的士人文化、军事活动甚至政治环境都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清代)王夫之.《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

[2](清代)张廷玉.《明史》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4]李贤.《古穰集》

[5]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卷》

[6](明代)《四库全书》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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