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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2020年03月01日 16:24:24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小木子说历史 浏览数:1049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导语: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说过:“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无独有偶,在早他们两个多世纪的晚明文学家凌濛初也在《谭曲杂剳》中就中国古典戏曲的形成提出了“曲始于胡元”的命题。显然,探索被誉为“新杂剧,旧传奇,……天下夺魁”的《西厢记》的形成及所拥有的文学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金元草原文化对它的影响。

但是,目前学界对《西厢记》形成原因的研究还多停留在文学形式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层面上。因此,从金元草原文化的宏观角度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进行探索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一、《莺莺传》在金以前(含南宋)的流传及时人的看法

1、《西厢记》的渊源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的,追溯其源头则是唐代元稹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形成定稿,其间经过了漫长的流传过程。为说明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本节旨在梳理《莺莺传》在金以前的流传情况。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莺莺传》插图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文人并不避讳风流韵事,并且他们还热衷于描写这一类题材的故事。翻开唐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讲述这类故事的作品比比皆是。在诗歌中,诗仙李白就写过“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的诗歌。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携妓纳凉晚际遇雨》

同样,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也写过《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的诗歌。至于白居易则更不用说了,他不但写下了描写家妓外貌、体态的名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见唐人孟棨《本事诗》),还写过“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追欢偶作》)的诗句。

2、《莺莺传》的撰写

在唐传奇中,这类作品也不少,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张鷟就写过《游仙窟》。在作品中,张鷟以自叙的口吻讲了自己奉使河源,途中投宿崔十娘家,恣情调谑宴乐,止宿而去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唐代“”有时指的是妓女,《游仙窟》显然也是一个风流狎邪的故事。正是由于这样开放、包容的社会,文人并不避讳风流韵事的传统,元稹也写下了具有自传色彩的《莺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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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插图

元稹的《莺莺传》以自叙的口吻讲述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起始,张生旅居于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师,与莺莺情书来往,互赠信物以表深情。

但张生最终还是变了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割爱。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相见,遭莺莺拒绝。这就是《莺莺传》故事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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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插图

在《莺莺传》中,作者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而记载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显然,《莺莺传》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的薄幸行为辩护。抛开作者表面意思,而就作品的内容而言,这又是一个讲诉唐人风流韵事的故事。

3、《莺莺传》在宋朝的变动

在《莺莺传》故事诞生后,由于其故事的说教性和娱乐性,它在宋代越发流行,成为文人诗歌中的典事,并且进入到了说唱领域。在北宋,词人晏殊在《浣溪沙》词中就借用过《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取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大诗人苏东坡在《赠张子野》诗中也借《莺莺传》故事和唐张建娶关盼盼为妾的典故来调侃张先安享富贵、风流成性。其诗为“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并注明引用莺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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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

同时人赵令畴则把《莺莺传》改编成了韵散相间、可以说唱、为一般市民所接受的鼓子词《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在赵氏的鼓子词中,作者删掉了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的语句和张生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但是,作者终究还是让他们分离了:“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此外,这支鼓子词在引言中还记载了崔、张之事在宋代文人和民间的流传情况:“至今士大夫,极谈幽会,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正是由于崔张故事在宋代士大夫、普通市民中的如此盛行,北宋学者王铚才在《传奇辨证》中考证了元稹的生平、宦迹、墓志碑铭和诗作后认为《莺莺传》是“微之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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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窗新话》

南宋时,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上卷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张协状元》中也已经有“赛红娘”“添字赛红娘”的曲牌了,由此可见崔张故事在戏剧中的影响。元初的罗烨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自此说明《莺莺传》已进入说话领域。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依然和鼓子词一样,删去了张生诬蔑莺莺妖孽一段,只剩下一个有情人儿不能长相守的哀婉故事。

通过对《莺莺传》故事在金以前流传及时人看法的情况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该故事大体上还是处于礼教的范围内。虽有对张生薄幸寡义的不满、对莺莺遭遇的同情,但终究还是没有越过礼教的樊篱,主张他们大团圆结合的,却依然是一个哀婉的悲剧。

二、金代草原文化影响下的《董西厢》

1、西厢故事的戏曲化

金代,董解元在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说话、说唱和歌舞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将崔张故事改编为规模宏伟,有十四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洋洋五万言的讲唱文学作品,并赋予了崔张故事在思想上、艺术上新的生命,这就是《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史上一般又叫《董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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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诸宫调》

由于当时的伴奏乐器有琵琶和筝,因此《西厢记诸宫调》又叫《西厢搊弹词》或《弦索西厢》。至此,在崔、张故事的演进中,《董西厢》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但要准确地把握《董西厢》较之之前的裂变,我们先得简述它形成的文化背景。

北宋灭亡后,淮河以北地区都处在女真族建立的金的统治下。女真族本身是游牧狩猎的草原民族,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都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与北宋原来统治区域内的黄河流域的旱地农耕文化及长江流域的水田农耕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最典型的莫过于原北宋统治区内的黄河、长江流域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制度形态下,它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相反,此时以女真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则表现出以质朴的平等、民主、自由,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能歌善舞,注重娱乐等为特点。

2、女真族文化的发展

由于女真族在北方地区占有统治地位,它的草原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流文化,这也就直接造成了草原文化与原来该地区的礼义文化、伦理文化的冲突、碰撞、交流、融合。金刚刚统治这一地区,女真族所携带的草原文化与该地区原来的礼义文化、伦理文化还处在冲突、碰撞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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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此时金的草原文化在该地域应该还处在原生性的“本土文化”阶段。这从当时统治者的婚姻观念、民间女真人所保留的婚俗中就可以看出来。金代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篡位后两个月,即纳阿里虎为昭妃。此时的阿里虎已经是第三次嫁人了,并且她在嫁给完颜亮的时候还是带着前夫子女同嫁的。

同样,在女真族的传统婚俗中,也有着“婚嫁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逑娶欲纳之,则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的习俗。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女真族

由此可见,金代女真族人还是带有游牧民族纵横不羁、张扬个性和青年男子、女子在选择配偶时所具有的一定自主权。这与北宋统治地区内“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的婚姻观念和价值判断迥然不同。

3、受草原文化的《董西厢》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统治者为稳定统治局面,认识到了促进民族的融合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采取鼓励女真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措施来促进民族融合。在这种朝廷的鼓励情况下,金统治区内各民族杂居、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由于通婚是加速文化交流的最快方式,所以女真族的汉化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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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辔录》

同样,女真族所携带的草原文化对黄河流域原来受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影响的民族的影响也在加速。南宋的范成大在所撰的《揽辔录》中就描述了金统治下的文化交融情况:“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在文学艺术的表达方面,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女真族在性格上则完全不同于受农耕文化、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的“主文谲谏”的曲折、委婉表达方式。他们更喜欢直抒胸臆的表达:有高兴的事情时就尽情狂欢,有伤心的事情时就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

同时,草原文化中游牧人能歌善舞、喜爱娱乐的特点为诸宫调的应运而生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戏曲史家周贻白就诸宫调的特征讲到:(诸宫调)“在故事的说唱同时,在每套曲调前后加以叙述,事实上是有唱有说……”这种“有唱有说”的形式就体现了诸宫调方便表达主旨、娱乐性强的特点,易于人们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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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西厢》插图

因此,受金代女真族草原文化的影响,《董西厢》无论是故事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都完全迥异于之前的任何一个崔、张故事的改本。在思想内容上,《董西厢》把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改编成了一个情节丰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这是有着草原民族质朴的婚姻观念的社会现实基础的,也符合受草原文化影响下民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心理接受。

4、西厢故事艺术形式的变化

在文学艺术的形式上,《董西厢》又把一个文人手头把玩的传奇小说改编成了一个大众娱乐的讲唱故事。但是,由于文学发展规律的制约,诸宫调还只是“诗与音乐的紧密结合”,在音乐体制上与后来的北杂剧非常接近,在戏曲形成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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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西厢》插图

戏曲史家周贻白对此有着非常清楚的论述:“‘诸宫调’既创为以同一‘宫调’的曲子‘联套’办法,在当时一切说唱故事的技艺里,自然是一种新形式。同时,其局面亦比较阔大,在无论哪方面说,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北曲’的形成,便当以此为先河。元代杂剧能够在文艺园地里开出那种绚烂的花朵,便是‘诸宫调’撒下的种子。

这一切为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奠定了《董西厢》“《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的文学地位。

三、草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元代的草原文化

金被元灭后,以女真族为统治地位的金代草原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断裂。相反,因蒙古族统治而占统治地位的草原文化和北方黄河流域的礼仪文化、伦理文化则继续深入地进行着交流和融合。两种文化在该地区也进入到了“和谐共生”“水乳交融”的阶段。

蒙古在建国之初,还处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元代蒙古人的大脑之中还没有封建社会中所有的特别严格的等级制度,“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这也可以从蒙古人无避讳一事中看出:“(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叶子奇《草木子·卷3·杂志篇》)。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草木子》

同样,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在业余的生活中也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这说明金代草原文化中所特有的质朴的平等、民主、自由,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能歌善舞,注重娱乐等特点并没有因元取代金而消失,还很好地得到了保持和发展。

2、草原文化的交融

这种草原文化的保持和发展在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还表现为蒙古所携带的草原文化和中原地区的礼仪文化、伦理文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在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依照汉族旧制,一改之前蒙古皇帝统一取国号为“蒙古”的习惯,接受大臣刘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宋濂等《元史·刘秉忠传》)的建议,下诏“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元史》

这就说明,元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社会文化)是草原文化统领下的两种文化的交融共生,人们的思想依然较为开放、包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封建礼教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实甫的《西厢记》较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主题思想方面、在文学艺术的表达上必然不会出现太大的转折,反而会趋向完善、完美。

四、元代草原文化影响下的《西厢记》形成

1、思想上的文化交融

在思想主题上,由于草原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礼仪文化、伦理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没有改变,王实甫的《西厢记》秉承、发展了《董西厢》大团圆的结局。比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董西厢》一样强调了青年男女的恋爱自主权,肯定了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指出了青年男女为爱冲破封建礼教的难能可贵。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

但是,由于此时蒙古族所携带来的草原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礼仪文化、伦理文化的和谐共生,王实甫的《西厢记》虽然一方面带有草原文化中恋爱自由、自主婚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有封建社会中婚姻注重门第、财产和权势的特点。

通过两部《西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王实甫的《西厢记》发出了“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婚姻宣言,跳出了董解元《董西厢》中“自古至今,自是佳人配才子”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主题升华显然是在草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地区很自然的发展结果。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

但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断深入交流、融合,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部分故事情节安排较之《董西厢》却带有更加明显的封建性。比如,在《董西厢》中,张生的进京赶考完全是由于莺莺此时尚处在丁忧时期,不能马上举行婚礼,并且,赶考的这种行为也是张生视功名为最高追求的自发行为。

2、艺术形式上的文化交融

在艺术形式上,王实甫的《西厢记》的情节逻辑性明显比《董西厢》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在王实甫《西厢记》中,戏剧的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家长的代表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一条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戏剧冲突。前者主要奠定了作品受草原文化影响追求婚姻自主的基调。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

后者则用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小矛盾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而《董西厢》在某些情节的安排上却显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比如,在寺警之前,崔张已相互倾慕;可在解围之后的答谢宴会上,崔莺莺却避嫌不肯出见张生,在出来之后,张生“稍以辞导之”,崔莺莺则又“不对”。这就存在情节上的明显不衔接。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较之《董西厢》中的相应人物更加生动活泼。限于篇幅,兹仅举崔莺莺的形象予以说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由于大家闺秀的教养、母亲的管束,在恋爱之中的感情就表现得比较深沉,充满着小性儿、多疑等性格特征,这就把相国小姐违背礼教、自由恋爱时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真实。《董西厢》中的崔莺莺则更多地带有一种被动遵礼的特点,显得比较扁平。

此外,由于草原文化的未曾断裂,一般人民喜好娱乐的心理依旧,加之高素质文人的加入,诸宫调也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向杂剧进化。因此,《西厢记》在声腔、音韵上较之《董西厢》更加工巧、完美。

3、文学语言上的文化交融

在文学语言方面,《西厢记》的语言较之《董西厢》的语言也显得更加华美,富有诗味。兹举一例予以说明:在“长亭送别”这一节中,《董西厢》中的张生唱了一句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同样,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也唱出了一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曲始于胡元,浅析金元草原文化对《西厢记》形成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

同样的意思,由于两部《西厢》中张生赶考的原因不同使得张生和莺莺分别唱出而各呈其妙。但是,《西厢记》中的“”“”“”却用得极好:霜后树叶全部都变了颜色,故而用“”;树叶由青染成了红色,故而联想到了“”;又由醉想到了酒,由酒想到“”,泪就成了“染料”,这两句较之前面三句显得更加雅致、富有韵味。

结语:总之,文学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西厢记》在文学史上所达到的高度是离不开金元两代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在这个大环境中,草原文化对崔张故事的裂变、《西厢记》的形成和完善是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的。《西厢记》在文学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并不是偶然的。通过对《西厢记》形成的梳理,从宏观的视角看《西厢记》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如此高的成绩,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金元草原文化对它的影响。

参考文献:

高益荣:《“曲始于胡元”文化论》

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

刘方元:《孟子今译·滕文公》

周贻白:《中国戏曲史长编》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

王骥德:《曲律》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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