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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颂》南《九歌》,比对祭祀符号背后的区域文化差异

2020年01月09日 10:05:27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三步一叩首 浏览数:354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一、“万物皆有灵”的本源

旧石器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相对薄弱,面对强大的自然物常常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能,在他们眼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森林等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随着这种“灵魂”观念的产生,人类把寻求自然庇佑的心理投射到神秘莫测的祈祷祭祀活动中,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祭祀诗歌也就成了宗教祭祀活动下的文学形式和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两书当中收纳了大量的祭祀诗体,其涵盖的文化内涵不容忽视。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本质——都是祭祀活动下的文化符号。

但往深层次挖掘,两大诗歌载体中所传达的祭祀元素,祭祀对象,对象形象以及背后地逻辑却千差万别;究其原因,乃是区域文化的偏差导致了这些诗歌文化从显性的表达层面发生异化。

因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空虚来风,它的生根发芽必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地域或其他文化背景为依托。如北方文化下的《诗经·周颂》与南方楚地的《楚辞·九歌》,两部祭祀诗集所代表的创作基底背后,正是非常典型的南北区域文化差异折射出的不同文化符号。

北《周颂》南《九歌》,比对祭祀符号背后的区域文化差异

二、《周颂》与《九歌》的祭祀对象对比:从单一到丰富

自古有北《诗经》南《楚辞》一说。作为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周颂》中的祭祀诗绝大部分都是用来歌颂周王朝在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先祖先王。

从《周颂》三十一篇中,有十七首为祭祀诗;我们有发现,其中十六首均有明确的祭祀对象:如上帝(天)、祖先和山河;很显然这些祭祀对象,纷纷把祖先作为标准祭。如《周颂·清庙》中的“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和《维天之命》中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皆是祭祀周文王的诗歌。

相对于《周颂》的《九歌》来说,对象选择更加倾向于祭祀神灵,在这些祭祀对象中我们发现,涵盖了天神,地祉,人鬼等等;如《九歌》十一篇的题目,均是采用祭祀对象称谓:《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由此可见,南方楚地《九歌》的祭祀对象比北方《周颂》的单一祭祀对象,更加丰富多彩,大异其趣。

《九歌》的祭祀对象表现得更加多姿:从胼手胝足的农神变化为了飞扬缥缈的日神;从治水大神河神异化为南潇湘夫人;山神不再是怪兽,忽然变成了含睇宜笑的美人;还有那原本无人面、带虎爪的秋神变成了荷衣蕙带的大司命少司命。

从《周颂》和《九歌》的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比对,实际上反映出它们具有不同的区域宗教信仰基础。

北《周颂》南《九歌》,比对祭祀符号背后的区域文化差异

三、从双边祭祀对象的形象看区域文化差异

《周颂》背景下的周朝,地处北方黄河流域,因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重农务实,自然怀念发明种植,随后开创基业的周朝统治阶级逐渐理性起来,开始脱离原始自然宗教的神秘色彩。而相对偏南方的楚国文化,地处蛮荒区域,其生产力和经济条件大大落后于北方中原,这种封建又自闭的状态,导致楚文化顽强地传承了自然宗教下原始祭祀,也就是对鬼神巫术的崇拜。也正是《九歌》中折射出的楚文化特色。

所以在两种不同的区域文化系统下,神灵的形象也就有完全不同特征。

《周颂》祭祀诗的神灵抽象而且虚幻。如王夫之所评判的“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又如文王神灵如“空虚澄霁”,武王神灵则是“加之云雨”,而他们具体的形象,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既无感性特征,也无理性描绘,除了“神秘”二字,一无所有。

《九歌》中的祭祀对象鲜明又形象,概括起来为:

(一)留恋人间。如《大司命》中的“纷总总兮九州”和《东君》中因即将返回天庭而长叹不得久留人间的赞美,可见这实际上并神灵之情,而是人间真情的投射移情。

(二)情真意切,真挚有爱。正是由于特点一的衍生,这些神灵流连于人世间,常常与人相亲;如大司命对巫的深厚友谊,“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河伯对巫的狂游,“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由此可见,《九歌》当中的祭祀对象并非庄严不可侵犯,简直就是一具有血有肉的活体。对比二者,《周颂》的祭祀诗将神灵观念化是一种理性的状态,而《九歌》则是一种感性的情感寄托,其背后因素,是祭祀礼仪符号往政治符号方向的发展。

北《周颂》南《九歌》,比对祭祀符号背后的区域文化差异

四、祭祀对象差异的背后,是南北政治状态的影响

很显然,单从《周颂》名字就能凸显其祭祀诗是周人尊重祖先的宗教观念;北方政权当中,往往是以武力建立起一个家族核心势力。因此,君王的功劳德行远远高于自然神灵,要么是一种“君权神授”的思想,要么是一种“胜于天神”的心理。

对于君王的歌功颂德模式发展得愈加完善,到了后期,这种崇拜的风气得到更大程度的刺激,原本礼仪文化模式开始向政治目的靠拢——为了进一步强化宗法和等级观念,祖先崇拜可以怀柔夏殷后裔,起到鼓舞民心的作用。

所以周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在原本的祭祀逻辑上总结出一套新的信仰:将祭祀、政治和道德互相糅合,演化成为了政治阶级服务的祭祀思想。《周颂》当中的祭祀诗是大肆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神学观念,是进一步神化祖先,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

所以《周颂》的祭祀诗是为了迎合这种统治需要,在塑造祭祀对象是也就大大地将其虚化,起到维护神灵(祖先)的尊严。在周人看来,形象太过具体不仅对于祭祀活动无异,还有可能成为上通神明的障碍,这种就是典型的运用心理的触碰模式取代视觉效果,更有震慑力。

反观《九歌》的祭祀对象多种多样,且重点以自然神灵为主情况,与《周颂》的政治背景不同,楚地保留着原始的浪漫风气,“信巫鬼,重淫祀”,巫术之风气弥漫盛行。所以《九歌》笔下的祭祀文化符号就显得无拘无束,正是百姓对于世间万物无拘无束的想象和创作。

如潇湘之神、云神、日神和河神,这些神灵往往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提高生产力,产生出一种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幻想。因此这些祭祀对象,既有像其他神灵一样虚妄的一面,也有对人类积极的一面。举例说:

当楚地的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往往会揣测某个神灵是否动怒,又或是自己的礼数不周,导致诸神一怒山崩地裂,这就表现出了神灵的虚妄面;一旦人类觉察到需要作出补救行动,通过跪拜祭祀,使得自然灾害减少,风调雨顺则是凸显神灵的积极面。

北《周颂》南《九歌》,比对祭祀符号背后的区域文化差异

五、祭祀诗的文化意义

《九歌》中的祭祀诗不会像《周颂》中那样抱着狭隘的政治目的,透过诗歌载体折射出一种原始生命的冲动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憧憬,因而《九歌》的祭祀诗很大程度上带给人一种健康、积极、执着向上的艺术感受。

不管是祭祀对象的单一、丰富,还是背后都是因为区域文化差异而随着契合发展的。当然这些祭祀活动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当中,它不仅把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和审美需要紧密地链接在了一起,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一种文化观念形态出现并且延续千年,它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比如这种祭祀诗歌文化符号的保留,就成为了研究区域文化同化异化的重要资料。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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