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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户口政策是怎么样的?

2020年04月09日 22:49:30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漫谈上下五千年 浏览数:220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下午刚刚看到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消息,其中说到,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这样做可以大力提升农业人口转移就业能力。说实话,这可能是一种好现象。地区差异在减小,缓解大城市过分拥挤抢夺资源,农村人口的生活同时在提高发展地区经济。

说起落户,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之前在杭州工作,而且收入也很不错。当时想在杭州买房子落户,但是由于社保没有交够两年,最终回了老家。

取消落户限制一出就登上热搜?中国古代的户口政策是怎么样的?

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古人想要落户大城市都需要什么条件呢?今天这篇文章就聊聊古人的户口。

一、户口是什么?古人有没有户口?

户籍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是以国家法律、法令或政策的形式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户籍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户籍统计、户籍档案、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例如,姓名、年龄、出生、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址等。这些信息是社会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基本信息。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商朝人就已经有了人口登记制度,叫做“登人”或“登众”,就是临时征兵的时候用来记载信息的。《尚书·多士》篇说: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执行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从统计兵力的制度中孕育出早期的人口管理制度,为后世的户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汉朝,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转型时期,第一次将户籍管理纳入国家的根本法——《九章律》中。此后,户籍管理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后世所沿袭。从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到明清的《大明律》《大清律例》,关于户籍管理的“户婚律”一直是其重要篇章之一。与此同时,各代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汉代的“案比”到隋唐的“貌阅”;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黄籍、白籍的分化,到宋代主、客户之分;从元代的“鼠尾薄”到明清的“黄册”、里甲编户,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户籍制度不仅成为征赋派役的手段,也成为身份等级、社会治安的保障等等。

二、先秦户籍法律制度——户籍制度雏形

中国社会历史悠久,户籍法律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是它伴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产生,因而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的夏商时期。二是它也伴随着国家机器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复杂的演化过程。由不独立逐渐走向独立,并逐渐完善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方面。三是它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较大,对历史的影响也较为深远。同时户籍制度还涉及到国家的其他各项制度的实行,例如赋税制度、兵役以及社会治安等。

(一)商朝户籍法律制度的萌芽

中国古代国家出现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主要是在部落征战中形成,并和大规模治理洪水有关。但在国家的具体管理过程中也是“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为户籍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与中国国家及法律的起源特征极相类似,最初也是源于征战征兵和治理洪水的需要。因为征战和治水都需要集结民力,这就需要对民力状况有所了解,有所掌握,也就滋生了早期对民力统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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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考诸子所载,神农之地,过日月之表,近为虚诞。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其制无闻矣。洎颛顼之所建,帝喾受定,则孔子称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蹈流沙,东极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万国而制九州。至尧遭洪水,分为十二州,今《虞书》是也。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这段记载表明,至少在夏代已开始对土地、人口进行统计了。当然,由于夏朝尚处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所谓国家也只是部落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虽然夏禹在治水过程中定九州,划五服,作贡赋。但内、外、远、近的“诸侯”(部落首领)们不过是出于联合抵御自然灾害的需要和对夏禹平定水患的钦佩而推举夏禹为名义上的“天子”,其权威并未真正确立。实际上他并不能直接对国内臣民发号施令,向臣民派役纳税。所以这种统计与后世的户籍的登记还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夏朝还未有户籍法律制度的萌芽,仅是一点迹象而已。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在治水过程中按地理环境将天下分为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个区域,即所谓“九州”。并且依据各州土壤好坏状况分为上、中、下三等缴纳贡赋。又根据势力影响范围划分五服:“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16户籍法律制度的真正萌芽应该说是在商朝。如果说夏王朝的建立是在治水的过程形成的,那么商王朝的建立则恰恰是通过武力征伐的方式实现的。在征伐过程中,商王权逐步确立,并产生了“收人”、“登人”制度。据考证“收人”、“登人”就是征集兵员,组成或补充军队。这显然是一种人口的登记。因为征战需要组建军队,而要组建军队就需要清算人口,对人口的规模和结构有所掌握。

随着王权的逐步确立,商王朝这种战时的“登人”制度也逐渐演变成具有户籍性的管理。《尚书·多士》载,周公以成王之命,诫告被迁往西周东部(今河南洛阳)居住的殷商遗民: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这说明商已有典册。册、典的内容是什么呢?册书除“因革夏命”外,还包括一些商分封子弟的内容。据《诗经》《尚书》等载,商取代夏后,拥有天下九州,并且设立了王畿,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据考证推测,王畿范围除河南安阳至淇县(朝歌)外,还可能包括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其中千里之内为“邦畿”,即“内服”。由商王直接管理。邦畿之外为“外服”,商王委派子弟管理。《史记·殷本纪》载:

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在分封这些封国时一般有册书,册书的内容涉及封地的疆界、奴隶、土地等。在发生征战“登人”时,册书中的人口、土地就成为“登人”的一个重要依据。《尚书·洪范》载,周武王俘获殷纣王萁子,向萁子询问治国的纲要。萁子说:

“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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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九畴的内容很多,其中主要有“八政”:

“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孔颖达《正义》解释说: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曰货,教民使求资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众民以礼仪也。六曰司寇之官,诘治民之奸盗也。七曰宾,教民以礼待宾客相往来也。八曰师,立师防寇贼以安保民也。”

八政的内容或多或少与户籍管理有关,其中食、司空、师涉及到稼穑、土地、军队等,与户籍比较密切。这说明随着殷商王权的确立,户籍制度开始萌芽。当然,由于处于萌芽阶段,同时也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并不能知道殷商户籍管理的具体情形。但是,从“登人”到户籍的雏形,说明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具有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起于兵”。早期的户籍编审与兵制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户籍法律制度发生历史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户籍法律的重要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户籍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成文法典的公开而布之于众。公元前536年,郑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其他各诸侯国纷纷效仿,颁布了成文法,如晋国“铸刑鼎”、魏国《法经》等。虽然公布的成文法都是刑法典,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事、经济、行政均包含在内,并以刑事责任为主要的惩戒方式。户籍法律自然包含其中,具有同一特点。二是户籍法律制度在与田制相对分离的同时又与兵制结合,形成什伍户籍制。

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增加,“公田不治,私田大垦”。西周原有“一夫百亩”的人口与土地的固定搭配关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井田编制便逐渐废驰,户籍制度也逐渐混乱。最先反映这种变化的是税制。西周末年,各诸侯国相继实行了实物税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和秦国的“初租禾”等。这些税制名称各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因地而税”,都是以土地为直接或间接地征税对象(土地上的实物),包括兵役和军赋。如鲁国的“作丘甲”、郑国的“作丘赋”,按一定的土地亩数——“丘”来规定应承担的兵役和军赋。这样,就需要重新登记土地,也需要重新登记人口,人口的登记和土地的登记逐渐分离。因此,邢铁教授认为,自宣王“料民”始,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户籍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就是将土地与户口分开登记,形成户籍文书与土地计帐两类系统。

此时的户籍可以说是什伍户籍制,与兵制合一,户籍主要登记户内口数。井田制户籍和什伍制户籍在以后的发展轨迹中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是什伍制户籍,有人认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辍”。

三、秦汉至隋唐的户籍法律制度——封建赋役户籍制的确立

秦汉户籍法律制度承前启后,既是先秦户籍法律制度的延续,又是后世户籍法律制度演变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秦汉是封建赋役户籍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

(一)秦朝户籍法律制度的统一

秦朝是统一的封建赋役户籍制的初步确立阶段。虽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顺应历史潮流采用了新的户籍管理方式,但名称各异,没有统一。真正将户籍制度统一起来的是秦朝。秦朝的户籍制度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秦国时期。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10年(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实行“户籍相伍”。其具体内容无明确史料记载。但据人考析,认为“户籍相伍”主要是取消了“国”与“野”的界限,规定凡秦国统辖下的民众一律被编入“伍”。

此时秦国户籍与同时期其他诸侯国一样,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秦国封建户籍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商鞅变法之后。公元前356年,孝公重用商鞅。商鞅以耕战为急务实行了两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就是要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在秦国的确立和发展,实现富国强兵。为达到这一目的,商鞅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立法整顿户籍,建立“名籍”“户居”法律制度,控制人口和户的规模,增加税源,实现富国强兵。商鞅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同时将“竟[境]内仓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一一分别统计。并强令父子兄弟分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禁。用法律手段促使户籍编审的对象——个体农户的发展,使得“户”成为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及经济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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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个体小农及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商鞅采取抑商措施,抑制商人兼并农人。规定不安心务农而去从事工商或游手好闲者,“举以为收孥”,即全家罚入官府为奴。另一方面,商鞅废井田,制辕田。依据名籍登记的人户,将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其终身占有和使用。《汉书•地理志》注引孟康语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爰自在其处,不复易居也。”就是说土地分给农民,不再轮换。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同时人身也被土地束缚了。

在改革土地制度、创建户籍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为确保户籍制度得到彻底推行,商鞅又着手基层行政组织的整饬。合并乡村为县,全国统一规划,设立三十一县。县令为一县之长,县丞掌民政。县以下设乡,令乡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进“而相纠司连坐”,什伍组织更加完善。民众“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外出留宿皆须持证登记,否则依法论处。“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舍人无验者坐之。

由此形成了完整的个体农户、乡、县的编户制度与行政区划。个体小农经济在秦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秦很快由一个政治经济落后的诸侯国一跃而为当时最先进、最强大的诸侯国,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统一后,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确立,商鞅所创立的名籍制度也迅速推向了整个帝国境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缜密的户籍。此时,户籍的赋役功能日益被强调。而战国以来所形成的什伍编制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而演变为维护地方治安的手段。

(二)隋唐户籍法律制度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最为辉煌时期。尤其是唐代,在总结隋朝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政府更加注重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户籍法律作为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唐代户籍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在户籍立法上,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唐代形成了律、令、格、式的法律形式,以户令为主体,律、格、式综合运用,构成了唐代户籍法律的整体。《唐律疏议》是唐代的基本法,中国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共12篇,除总则外,《户婚律》由《九章律》中位居第7篇提前至法典第3篇,仅在《卫禁律》《职制律》之后,足见封建国家对户籍的重视。此外,在《名例律》《卫禁律》《捕亡律》等篇章中都有不少有关户籍管理的规定,如《捕亡律》规定了“浮浪他所”罪,凡并非出于逃避赋役的原因而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人叫“浮浪人”,对其这种浮浪行为法律予以禁止。此外,唐律对脱漏户籍、隐匿户口不报,以及报而不实等行为均予以严厉打击,从户主、里正到郡县官吏一一追究法律责任,形成了严密的户籍法网,成为后世封建法典的楷模。

唐令中有《户令》,从其名称就可推知是专门关于户籍方面的法律规范。《户令》一名最早见于晋代。泰始3年,贾充等人参酌汉律定晋律时,首次区分律令界限,“律以正罪名,令以有事制”,凡不宜入律者,“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令于是从律中分离出来,被汇编成《晋令》40卷,《户令》冠于卷首。南北朝时,《晋令》被六朝诸国沿用,如南朝梁令30卷,仍置《户令》于卷首;北齐撰令50卷。到隋朝,《户令》被置于《官品》《诸省》《诸州》等篇之下。唐代《户令》沿袭了隋的这一做法,这并不意味唐代统治者对户籍管理的重视程度减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唐代统治者通过对前朝户籍管理的经验总结而认识到了官僚机构在户籍管理中的作用,将官僚机构制度化。为适应这一发展,故将《户令》置于《官品》等篇之下,户籍管理更加官僚化、制度化。

格是国家各部门及百官日常办事细则;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行政活动的细则。它们都是户籍管理的重要法律形式。户籍、赋役是国家最根本事务之一,也就成为封建国家和官吏主要的日常事务,格和式必然涉及大量的户籍事务。在敦煌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唐代户部格的残卷,可见唐代格中也有户籍管理方面的法规。式源于汉代品式章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式的汇编——西魏文帝大统10年所编定的《大统式》,“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说明式是关于户籍记载程式的法律。有唐一代有多部式,《武德式》《贞观式》《永徽式》《开元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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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令、格、式的关系中,“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式。”对于国家来说,律是最根本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对于具体的户籍而言,户令却是最基本的。因为作为“邦国之政”,令是封建国家编造、核实、保存、管理户籍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是运用法律纠察及惩罚犯罪的法律依据。例如,武德六年三月令规定了人户年状:“诸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为老。”又户令规定了人户身体残疾状况,“诸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瘇如此之类,皆为残疾。痴痖、侏儒、腰脊折、一肢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恶嫉、癜狂、两肢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如有违反年状规定,或私自增减年状的行为,或脱漏户口,唐律区分情况,对民户、里正和州县官吏均有处罚规定。如对民户的规定:

“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

“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口,杖六十。”

可见,户令是户籍法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以户令为主体,律、格、式综合运用,构成了有唐一代户籍法律的整体。

第二、唐朝户籍与田籍合一,成为缴纳赋税和确认地权的主要凭证。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户籍资料中(见第二章)可以看出,唐代户籍基本上是由户口籍和地籍两部分构成。如前所述,这种变化自北魏开始,其意义有三:一是配合均田法令的实施。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占有形式大致可分为官府占有土地、地主私人占有土地和农民占有土地三种形式。封建国家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既要维护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也要维护自耕农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为此,北魏至唐前期,政府颁布均田令,实行限制土地占有和按法定数额请占土地的均田制度。而要确保均田制度的实行,就需要对民户的人数以及土地加以统计,既是授田依据又备授后审核。因此,户籍便承担起此任。登记民户和民户土地,成为实施均田令的一个重要表现。二是配合租庸调赋税制度的实行。北魏以后,尤其是隋唐前期,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赋税制度。这种制度以田租徭役为主,原则上“未受地者皆不课(役)”,已受田者才缴纳课税。所以,户籍上登记的土地又成为划分课户与不课户,课口与不课口的依据之一。尤其是在唐中后期,地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大,而地税的征收又是“宽乡据见营田,狭乡据籍征”。故户籍上的土地记载便成为征收地税的主要凭证。三是充当“地籍”凭证。北魏至隋唐时期,政府授给民户土地时并未单独制作产权证书之类的东西,而是登记在户籍上,以户籍为凭。唐律中有多处规定了侵犯公、私田地的犯罪,私田界限的划分则是以户籍登载为凭。因此,唐代户籍中对田地的登记非常详细,从面积到四周界限及前后、左右位置均一一标明。故有学者认为,唐代户籍所载土地起到了土地权证的作用。

第三、唐朝户籍登载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依据中日学者的分析,唐代户籍可分为正文和附注两部分。正文主要登载户内人口和所占田地;附注主要载明户籍的变动情况,如户等、迁入或迁出、逃亡或没落、新生或归附、年状以及貌阅后的增减就实等。内容比前代完善,说明唐朝户籍管理制度的成熟和对户籍管理的加强。

四、宋、清户籍法律制度——封建职业户籍制

宋代是中国封建户籍制度发生重大转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不仅户籍法律出现了编敕、编例,敕(例)律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土地私有化程度的提高,户籍由士族身份世袭制开始向职业身份世袭制过渡,其征税的功能也开始日渐式微了。

从汉朝至唐朝中叶,封建政府向民户课税一直是重丁口、轻田产,即主要是按丁口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而不考虑纳税人财产(主要是田产)的多少。如汉朝的田租、口赋;魏晋南北朝的田租、户调;唐初的租庸调制等,都是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和财产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样数量的绢粟。这种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广泛实行均田制,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按丁征收的租庸调遂成为普通民户的沉重负担。租庸调制与与土地占有状况日益不相适应。唐朝后期,宰相杨炎(公元727年——781年)改租庸调为两税,即主要依据田产多少在夏秋两季征收赋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实质上是土地税,只向有田产的民户征收,无地的客户不直接承担两税,故两税更适合均田制废弃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两税按田产征税,纠正了从丁而税之弊,把对人征收的庸调废除,成为对物的财产税,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此,中国封建赋税由重丁口、轻田产开始朝轻丁口、重田产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同时意味着赋税的征收不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为唯一的依据,户籍制度征税派役的功能开始分化。

两宋继续这一转换过程,实行两税制。“以田亩为准,按等(田亩按质分为若干等)定率,夏税以钱计,秋税以米计”。同时,徭役从两税中独立出来,形成以衙前、里正等为内容的职役差役和以通常劳役征发为内容的力役夫役。与此相适应,两宋户籍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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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客户之分,户籍由士族身份制向职业身份制转换。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指出,两宋户籍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依据田产将民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

经过前代的发展,两宋由前代依据门阀和等级取得禄位,和占有土地的制度,转变为主要经由科举考试任命官员,和主要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伴随这一转变,人们在思想上也由传统的“讳言财利”向“利义均重,利义相辅”的思想转变,财富(土地的占有)成为评判人们地位的标准。故有无田产及田产多寡成为主、客户的划分依据。主户是指有田产、直接向政府纳税的有产户,包括官僚豪绅地主以及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个阶层在唐初曾被称为“土户”,即土著的、纳税服役的民户,亦称税户、课户,唐中叶以降称为主户,与无产无税的客户相对应。客户则是没有田产、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佃耕地主土地的佃客。两宋以前,客户主要是指流亡他乡的客寓民户,即非土著人户。《文苑英华》卷747《食货论》称,“人逃役者,多浮寄客或浮寄于(他乡)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这些人户失去了独立的户籍和国家法律的保护,人身严格依附于地主,地位如同奴婢。但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租佃制取代了庄园制。沦为地主“私属”的浮客转变为佃农。过去“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独立的户籍。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客户身份开始转换。两宋加剧了这一转换过程。客户在迁移他乡,定居垦荒者,便可编入当地户籍。真宗天禧5年(公元1021年)诏:

“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入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口籍。”

主、客户之划分和客户入籍,一方面表明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的身份可因对土地占有的变化而发生流转,并不像以往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客户一旦拥有土地就有上升为主户的可能,主户若完全丧失土地便降为客户。同样,主户中的上等户若失去相当数量的土地便降为下等户,而下等户一旦拥有必要数量的土地便上升为上等户。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又使得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的差距日益缩小,官僚地主除在经济上可免除部分差役和杂税外,已无多少特权可言。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都可以通过土地买卖实现土地兼并,并由此改善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总之,两宋时期,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不具有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都可能随着土地的增加或减少而上升或沉沦,正如宋代人所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宋户籍制度适合了土地私有的社会发展的要求,淡化了秦汉以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士族门阀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出现了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船户、茧户、灶户、机户、匠户等。这些户类均是按职业划分,还没有专门的户籍,仍属于一般主户。但是,这些专业户类的出现,为职业身份户籍的发展作了一个铺垫,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门阀世袭制便告中断了。

清末,国内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外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得到迅速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被他们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晚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挽救其政权,晚清政府在一些开明人士地倡导下,开始注重学习西方,推行宪政,进行变法。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而户籍法编定又必于民法与习俗而成”,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

该部法规共八章、184条,其内容可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该部法规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将户籍吏、户籍局置于法规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反映了政府在观念上仍视户籍为人口统制的手段,强化户籍统制的功能。其次,法规区分了人籍与户籍。人籍主要是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国籍等比较个人化的信息资料,户籍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关于移籍、入籍、就籍、除籍等家庭信息资料(见该法第五章和第六章之规定)。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再次,法规既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起诉讼抗告的权利,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废除了以往民众只是义务载体的陋习例如,户籍法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设置了监督与抗告,规定,“户籍吏凡关于记载人籍及户籍之事务,须受管辖户籍所在地之初级审判厅监督。”“凡因户籍吏处置不当而受不利益者,得向监督户籍局之审判厅抗告之。”“审判厅之决定有违背法律时,依民事诉讼律规定,再行抗告。”将私权保护与法律诉讼结合起来,体现了对行政权监督的原则。诚如奏折中所指出的,“执行机关与监督机关皆户籍法中重要之事,其执行机关委之地方自治者,以总董乡董区董习近人民便于接洽;其监督机关委之审判厅,以户籍事务于私权关系为最多,应由司法厅决定,故与之以监督权,斯二者皆为各国通行之法例,无悖于中国之情形。”

总之,这部法规既摈弃了传统户籍的国家主义和身份标志,也废弃了清中、后期盛行的保甲户籍;确立了户籍管理形式的统一、平等和保障私权的近代户籍管理原则;并使户籍法从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一的行政法规,为民国时期的户籍立法奠定了基础。

但是,《户籍法》制定后未及颁布,晚清政府便灭亡了,《户籍法》随之搁浅。因此,晚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袭了清中、后期的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这一点在1908年和1909年颁布的《清查户口章程》和《暂定京师调查户口规则》及其实施细则中暴露无疑。如将“各户编定门牌,如有迁移之事,应即赴区呈报。”“凡出京者,于三日前来京者,于三日内叙明缘由,具呈报书呈报。”“调查户口,将区域内居民分为甲、已、丙三种。甲号,贵族世家及其他资产、职业,认为身分正确者;乙号,甲号,丙号以外者;丙号,被监视及曾受官刑者、无业游民、博徒,痞棍及其他认为性行不良者。”“定期调查户口,甲号每六个月一次;乙号每三个月一次;丙号每月三次。”

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国门洞开,一些维新改良人士提出了建立西式警察的主张,并提出警察机构的职责主要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末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有三大项: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整顿街道。

取消落户限制一出就登上热搜?中国古代的户口政策是怎么样的?

1905年,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作为全国警察管理机构,其职能之一便是“掌审定稽查户口章程,管理各省地方户籍,报户口统计,凡各省寺院僧道人数、教民人数,外国人入籍皆隶之。”因此,《调查户口章程》《清查户口章程》规定,“调查户口,京师内、外以巡警总厅厅丞、顺天府各属以府尹,各省以巡警道为总监督,其未设巡警道各省暂以政司为总监督”;“警务局长及警务分局长,均应在所辖地段内总理清查户口事”;“警务局与警务分局当划定所辖地方为数区,又分一区为数段,每区派巡长一人,每段派巡警一人任清查户口之事”。将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是清末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功绩。但它仍然是强调对人户的控制,强调户籍的治安功能。

总之,清末户籍立法对民国及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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