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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回顾:贯彻省委指示与兵运工作

2020年04月25日 08:43:33来源:榆林党史 作者:佚名 浏览数:328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党史博览】贯彻省委指示与兵运工作

一、中央和临时省委政府关于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

以渭华为中心的渭北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时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杨虎城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实力,到处收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有相对有利的条件。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度重视兵运工作,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汇报,通过了《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起义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决议案》还指出:“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第70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4月7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发布第九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自己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发动起义。

二、中共三原特支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指示精神,1930年初,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的中共三原特支(机关设在三原武字区鲍四庙)决定派习仲勋、郭明效(三原陵前人)利用关系,一起打入驻长武县的西北民军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

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在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时,曾把王德修部编入渭北灾民自救军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并没有参加渭北灾民自救军活动,仅派其部下张成义带几十人参与,而该张后来叛变,导致灾民自救军失败。王德修的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1930年6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司令。之后又归属杨虎城部,被编为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任营长。

1930年2月6日,年仅16岁的习仲勋和郭明效一起离开家乡,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彼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党史博览】贯彻省委指示与兵运工作

习仲勋

习仲勋等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虽然该部归属与驻地多变,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在该部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加之省委又派吕剑人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该部,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起义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日后的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期,三原特支还选派了一些党员进入王德修部队参与兵运工作。

在灾民自救军活动失败以后,1930年10月,黄子文被省委派去天津北方局工作。到达之后,北方局又派黄子文去山西开展兵运活动。不久,黄子文即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从此便开始了创建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习仲勋在1945年7月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时,为了支援渭华起义,曾发动过3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队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这也就是渭北苏区的准备时期。”

1926年至1931年5月期间的渭北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起初是农民在无以为继的生活状态下一种最低级生存权利的抗争。残酷的现实,使农民阶级日益觉醒,“交农”、“围城”等形式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向带有政治诉求的高级形态发展。

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农村远离城市,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受压迫深重,革命呼声更高,易于发动,农民本身也渴望着变革,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这就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这不单是一个理论总结,更是千百万农民和共产党人,用无数次的失败和无数条生命换来的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实践证明,农民运动必须由先进阶级来领导并融入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即到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渭北农民紧紧依靠渭北中共组织,成为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坚力量,并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一时期,渭北地区中共组织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让残酷生存环境下的渭北农民迅速觉醒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定的武装革命队伍,斗争的锋芒直指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权。其中涌现出了黄子文、习仲勋等一大批杰出革命战士,武字区成为渭北革命烽火的中心区域,这些为后来渭北根据地在武字区的创建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干部基础和武装基础。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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