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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文学有《孔雀东南飞》的凄美,也有《出师表》的壮志未酬

2020年04月01日 18:36:17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兰歌在线 浏览数:201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一、乐府诗歌

汉初没什么大的文学家,所以项羽和刘邦这对楚汉相争的老对手,各写了一首诗歌,就流传千古了。项羽写的是《垓下歌》,刘邦的是《大风歌》,刘邦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写了一首《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也传唱到现在。

汉魏晋文学有孔雀东南飞的凄美 也有出师表的壮志未酬

汉武帝时代还有两个诗人——苏武和李陵。李陵兵败被迫投降匈奴,有国难回;苏武出使被拘不辱使节,终归故土。河梁送别,苏李答赠,被称为“苏武李陵诗”,虽然后世学界怀疑是后人托名之作,但那几首诗真是好,是那个时代的巅峰。有什么特点?质朴。

这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代,没有先秦散文,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果说汉魏的特色文学是什么?是乐府和(汉)赋。如果说现在的特色文学是什么?我想大概是段子,还有长篇意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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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会单列一讲叙述,这里先说乐府。宋代郭茂倩把这阶段的乐府诗编选了一个集子,叫《乐府诗集》。现代也有一个著名的选本,余冠英先生选编的《乐府诗集》。

东汉的《孔雀东南飞》和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如果加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合称“乐府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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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当然,比起外国那动辄几千行的荷马史诗、印度史诗要短),讲述焦仲卿和他的妻子彼此恩爱,却因焦母残暴干涉,被迫分手,最后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控诉了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对美好婚姻/爱情的破坏乃至迫害。所以这首诗也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简称《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是诗中第一句,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常用的诗歌命名法,而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样,“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起兴”之句。

“双璧”的另一璧,是另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北朝民歌《木兰诗》(也叫《木兰辞》),讲(花)木兰从军的故事。明代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

除此之外,最著名的诗篇还有《陌上桑》和《敕勒歌》。《陌上桑》用优美的语句盛赞秦罗敷的美貌与忠贞。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她取代《木兰辞》而成为“三绝”之一。秦罗敷、卢莫愁,是古代美女的通用名字,也因为这些诗篇而通用而闻名。“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说这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将在酒席上唱出来的,但真挚质朴,冠绝一时,压倒千古,传为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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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孔雀为什么东南飞?答:因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之一,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

我们课本上的《古诗两首》、《古诗三首》,那是编者加上的题目,但《古诗十九首》却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那19首,选入《昭明文选》的19首五言诗。注意,这个《昭明文选》原来就叫《文选》,但这么霸气的通配的名字,区分性不强,而且叫后世人怎么再取名字呢?既然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所以就叫《昭明文选》。

第一部诗话,叫什么名字呢?就叫《诗话》,然后大家觉得总得给别人留条路吧,于是把它叫做《六一诗话》,他的作者是六一居士——欧阳修。类似的,还有原来就叫《字典》的《康熙字典》。

《古诗十九首》质朴、优美,一如那个时代的书法——汉隶。它在古代的名气,比现在更大,对后世(尤其是唐代)的诗歌创作,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但那个时代最好的乐府,我以为不是《古诗十九首》,也不是《孔雀东南飞》,而是《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行》是个乐府古题,很多人写过,包括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他那首也是名篇,但最好的是这首不知道作者是谁的: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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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饮马长城窟行》的风格和内容均与《古诗十九首》极为相像,以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误以为是“十九首”之一。

二、史学名著

汉魏晋时期最好的散文,基本都来自史学著作,《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分8书10表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共130章,52万6千5百多字,以人物传记为主线,辅以各类专题,奠定了后世官修史书的风格体例。不仅如此,《史记》除了是一部史学名著,更是一部文学名著、散文精品。司马迁撰史有一个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描述生动,人物刻画栩栩如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名篇。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确是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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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字子长)一生心血凝聚而成。他饱读万卷书,查阅各类诗书典籍,也曾在年轻时游历全国各地,现场考证,行万里路。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下狱,为完成这部著作选择忍耻苟活,遭受腐刑(宫刑),如果没有个人之大不幸,这部《史记》虽然也会很出色,但恐怕不能如现在这般登峰造极。

《史记》不是在朝廷/皇帝的授命下撰写的,而是司马迁的(家族)理想,是他在父亲司马谈遗作的基础上完成的,是所有正史中官方色彩最淡,最接近个人作品,最具个人情感色彩的一部史书。因为是自己的作品,司马迁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好恶和情感,这也是《史记》优于《汉书》,优于其他二十四史的地方。比如他用了《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陈涉世家》的篇目名称,通过案例表达,通过“太史公曰”,感叹项羽、李广的际遇……

司马迁还有一篇文章,叫《报任安书》或者《报任少卿书》,也是传世散文名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来自此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中记述了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和伟大理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看成《史记》的另一序言(七十列传中含一篇《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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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也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历史)。二十五史中,《汉书》的文学成就仅次于《史记》,但就是因为“仅次”,光芒掩盖在《史记》之下。《汉书》有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是东汉班固(32—92)在其父班彪《后传》的基础上加工撰写而成,他死后,他妹妹班昭续补8表,马续则补修了《天文志》。班固与司马迁合称“班马”,班固排在前面,大概是因为姓占便宜了,毕竟“班马”比“马班”好听且有意义。

一般认为,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清史稿》或《新元史》)中,前四史成就最高,写得最好。这前四史为: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班彪、班昭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裴松之的《三国志》,都是这一时期作品。准确说,《三国志》是陈文裴注,陈寿原作太简练,裴松之做了大量补充、考注,保留很多相互矛盾的原始记录,陈文裴注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而前四史中,《史记》一枝独秀,傲居诸史之首,不是因为它是第一部,确实是因为它写得最好!

三、建安文学与诸葛亮

汉末三国时期,尤其是汉献帝建安时期,是文学上的一个小高峰。这段时间的文学刚硬,被誉为“建安风骨”,最主要的作家有“三曹”,以及他们的臣僚,政治上的依附者“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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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擅长四言诗,是旧时代的高峰;曹植擅长五言诗,是新时代的引领。魏武帝曹操(155-220,字孟德)的《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言辞质朴又气势非凡,充分体现一代君主的豪气、霸气。《短歌行·“对酒当歌”》明明比《长歌行·“青青园中葵”》要长,长很多,那为什么叫《短歌行》?难道因为前者是一句四个字,而后者是五字句?当然不是,这是乐府旧题。

曹植(192—232,字子建)被封陈(思)王,早期(曹丕登基前)的飞扬和后期(曹丕登基后)的郁闷成就了他,他写过很多好诗,《白马篇》《美女篇》《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但他最有名的,却是很可能是伪作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这也比骆宾王好,起码说他才思敏捷。骆宾王最有名的,是7岁时的作品“鹅鹅鹅”,他一生中最平庸的诗。

父子三人中,最受忽视的是魏文帝曹丕(187—226,字子桓),他光环最黯淡,似乎蹭了父亲和弟弟的光,但其实他的《燕歌行(二首)》,是存世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一作雁南翔)……”,写得相当不错。而且更神奇的是,除了这灵光乍现、昙花一现,七言诗真正盛行、成为主流,要等到400年后的唐代。而更有名的是曹丕的文艺评论,他的《与吴质书》《典论》,纵论当世名家,观点独到犀利深邃,在文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典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又是一个第一。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傒、阮瑀、应瑒、刘桢,七子中以孔融年纪最大,王粲成就最高,阮瑀的孩子最有名。以才华成就论,大概曹操相当于王重阳,建安七子对应全真七子,或者张三丰与武当七子。这仅是就才气而言,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关系。王粲有《七哀诗》和《登楼赋》;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这也是乐府旧题,有很多人写过,最有名的一首,不是这首),而他当年替袁绍写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问候了曹操全家,笔力雄劲,据说把曹操惊出一身大汗,头痛病都好了。

这是北方的汉、魏。南方的话,东吴那边没什么可说,一代儒将周瑜名声很大,据说能文能武,擅长音律,但没有作品流传。蜀汉这边有个文学家——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他给我们留下10多万字的《诸葛亮集》,传世名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临终遗表》等。有一种说法,《后出师表》可能是伪作,并非诸葛亮所写,而是后人假托诸葛亮名义写的,因为有点悲观,不足以提振士气,但里面有两句话特别有名,一句叫“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一句叫“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汉魏晋文学有孔雀东南飞的凄美 也有出师表的壮志未酬

诸葛亮是刘备之后蜀汉的实际领导者,后世历代称颂的偶像,一生为蜀汉呕心沥血,个人品德也极高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节选自《临终遗表》)。

诸葛亮生前爵位是武乡(县)侯,所以世称“武侯”。成都武侯祠其实之前(直到现在也)是刘备的陵寝,刘备是“汉昭烈帝”,所以叫“昭烈庙”,或者通俗叫“刘备庙”,那为什么叫武侯祠呢?有一首诗说得好,“门罗高悬昭烈庙,世人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四、竹林七贤与玄言诗

三国曹魏末年还有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排名分先后,按名气兼年龄排序,也有阮籍第一嵇康第二其他人位次不变的排法)。他们志气相投,常聚于山阳(今河南焦作修武)竹林间,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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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是他们之中的领头羊。嵇康(223—263),字叔夜,曾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政治上倾向曹氏集团,对司马氏最不合作,最后被司马昭借故杀害,也是七人中唯一被杀的。因为山涛跑去做了司马氏的官,所以嵇康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嵇康临死,还是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嵇康的儿子嵇绍是个忠臣,为保护晋惠帝司马衷而死,文天祥《正气歌》“为嵇侍中血”,说的就是这件事。嵇绍是个美男子,有人夸他“鹤立鸡群”,王戎说那是因为你没看过他爹。

嵇康是个音乐家,善弹琴。因不愿合作,最终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罢,说了句“《广陵散》从此绝矣”,从容就死。阮咸也是个音乐家,还发明(改进)了一种乐器,就叫“阮咸”(或者简称“阮”,跟月琴差不多)。阮咸是阮籍的侄子,阮瑀的孙子。

向秀(约227—272)也被迫做了司马氏的官,嵇康死后,有一天他经过他们之前的老房子,正好听到隔壁在呜呜咽咽地吹笛子,想起以前一起打铁、种菜,物是人非,心下感伤,写了一篇《思旧赋》(也叫《闻笛赋》)。因为政治环境,情绪激烈又压抑,表达得很隐晦。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它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七人之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今河南开封尉氏)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但比他老爸有名多了,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写了《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其中第一首如下:“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想想这幅场景,一个中年帅哥在月光下弹琴唱歌,清风吹着窗帘,吹着他的衣襟……

他还有一篇《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体散文,文章很长,里面还嵌着几首诗。据说是他拜访一个隐士,听到他长啸,归来后有感而写,里面有隐士的形象,有神仙的做派,也有他的影子。

司马昭想拉拢阮籍,跟阮籍联姻,做儿女亲家,阮籍不愿意但又不能也不敢明说,于是故意连续大醉60天(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没个清醒的时候,这事最终作罢。阮籍还有一个绝招,会玩“青白眼”(这个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汉语中,“垂青”“青睐”“青眼有加”和“遭白眼”就是从他这里来的。长啸,也是他的绝技之一。

竹林七贤都好酒。阮籍经常拉王戎去店里喝酒,喝醉了就睡在酒店老板娘旁边,甚至还跟猪一起睡过,还经常独自驾车,一直走到没路的地方,大哭一场,然后返回。刘伶(约221-约300)更是个大酒鬼,走到哪喝到哪,经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让仆人扛着一把铁锹跟着,说“我醉死在哪你就把我埋在哪”,还做了一篇有名的《酒德颂》。他妻子劝他戒酒,他说好,给我备一桌好酒好菜,我祭奠一下神灵,请他们帮我戒酒。妻子准备好酒菜,他一边大喝,一边说“天生我刘伶就是要喝酒的,女人的话哪里能听。”(“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整一个欠揍的货。

七人之中,山涛(205—283)年龄最大,王戎(234—305)最小,他比山涛小29岁,二人最后均官至司徒(三公之一)。王戎小时候很聪明,有一次看见路边树上长满李子,小伙伴都争相去采,只有王戎不动,说那李子一定是苦的,不然早被人采光了。小伙伴一尝,果然如此。但他也是个很抠很极品的人,魏晋时期有名的铁公鸡。他家有良种李子,(自己舍不得吃)拿去卖,又怕别人得到他家的良种自己种,总是先把李核钻破再卖。他有个爱他的妻子,“卿卿我我”就是说他俩的,就是她妻子说的。“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竹林七贤处在魏晋交替的乱世,政治黑暗,他们不愿卷进权力游戏,喝酒也好,清谈也好,不过是消极避世的自我保护。这是几个蛮好玩蛮有个性的人,但这绝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由于他们主要活动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所以这阶段的文学也叫“正始文学”“正始之音”,阮籍、嵇康是“正始之音”的主要代表,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建安文学的遗风,也表现了时代的特色。所谓时代特色,就是由于这阶段政治黑暗混乱、统治残暴血腥,作者不能直抒胸臆,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风格多次让后世心有戚戚,包括我们今天读它。

正始体还有一个分支,崇尚老庄,醉心谈玄,主要作家有何晏、王弼,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开两晋“玄言诗”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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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是汉末魏初清谈的直接产物。著名玄学家除何晏、王弼外,还有夏侯玄(209—254,这名字一听就很玄学)、郭象(字子玄)、孙绰、许询、支遁……,“竹林七贤”也是个中高手。

魏晋玄学的盛行跟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差不多,大概是由于时局不好,大家怕事避祸,就谈些虚无的东东,以免招祸,顺便当个鸵鸟,假装岁月静好。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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