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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东大街的上海“阿拉”

2020年07月14日 19:15:50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朱文杰 浏览数:302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繁华莫过东大街,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尤其西安东大街钟楼之东。这里号称西安一类商业区,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特点就是上海味特别浓。一个是位于此的上海酱园,一个就是大上海理发店,都以“上海”命名,招牌响亮,真正的叫人一听难忘。

我住西安西头,即西南城脚的那条巷子叫四知村,虽然是城圈内以“村”命名的,带点乡村野趣的地方,但巷子里20世纪40年代就建了不少洋房,玻璃窗子玻璃门,还有电灯,加之四处都有菜园子,环境很优美。所以,居民中至少有六七家都来自上海,与街巷当地居民处得都很融洽。我们听惯了上海话,上海人爱自称“阿拉上海人”。而“阿拉”是“我”及“我们”的意思,因之我们就把上海人叫“阿拉”,而东大街才真正是上海“阿拉”的天下。

西安外地人中河南人多,可上海人也不少。首先是前身为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主体搬迁西安,摇身一变成了西安交通大学。据说当年修建的兴庆公园,就有专门为交大教职员工中的上海人服务的意思。这几年西安有一部秦腔戏《大树西迁》写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的老师李世向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交大几乎整体西迁到西安,由此生长发育出一种“西迁精神”。其实,当年西迁的又何止交大一校、教育一行,各行各业都有。“西迁”的又何止上海一地,江浙有,东北有,湖广也有。这些“西迁人”都为大西北的建设、发展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很多人还是“献了青春献一生,献了一生献子孙”。请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和“西迁精神”相呼应的,还有西安人、陕西人,乃至整个大西北人的“海纳精神” 、“厚道精神” “互助精神” “友善精神”……没有这些,“西迁”就扎不了根,开不了花,结不了果。“西迁人”也不能忘记这些实实在在的西北人。

东大街解放市场东南角,有一家宁波人开的江浙风味的大华饭店,这家创建于上海,后又在西安设分号的饭店,创建于20年代初期。原址在今西安市南新街。饭店以经营江浙菜肴和陕西名菜为主。由于经营有方,在西安小有名气,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党政要员络绎不绝。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就曾于1934年为大华饭店亲笔题名镌碑,使大华饭店一时名声大振。

建国后,1950年由宁波人倪子贤等人将大华饭店全部买下,在东大街现址重新开业。新大华饭店选料精良,制作考究,特别是厨师章财祖的烧鱼、烧鱼肚、海三鲜、芝麻肉;郭莲芳的小笼包饺、烧鱼等深受顾客欢迎,生意日渐红火。还有大华饭店传统名菜炒鳝糊、红烧全鱼在省、市同行业评比中屡次夺魁。钱江肉包、西湖醋鱼、凤尾海参、白汁鱼肚、叫化童鸡、鱼圆汤、芙蓉鱼片、海味蒸饺、鸡肉包子等10多个菜点,1990年被评为市十优品种。

1985年大华饭店将过去旧房屋翻建成仿古式的二层建筑,营业面积由过去的700平方米增加到1156平方米。1989年又开设了一个有20间客房的豪华型旅馆部。1992年在全国第三届烹饪大赛中特一级厨师杨友林制作的菜点“草船借箭”和“青蛙戏水”被评定为国优品种,获银奖。

大华饭店这些珍馐佳肴、名优菜点,我无缘品尝,而让我念念不忘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大华饭店的虾肉包,那可是东大街留给西安人最美味的诱惑。当年能在大华饭店临街卖虾肉包子处买一个包子,那可是最爽意的美事了。记得一次人多,排队的在街上绕了一大圈,还不时有人插队,我看着一时也买不上,又不愿去挤着插队,只有走人。于是到钟楼食品店买了一包天津豆,边走边吃,安抚一下咕咕叫的肚子,解个馋,那顾得上吃相雅不雅。

骡马市街口有一家东亚饭店,名气似乎更大。1916年创建于上海南京路,1956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支援西北建设,内迁西安。20世纪70年代末东亚饭店成为西安市首家旅游涉外饭店,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外国元首。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年糕,当年偌大一个西安,只有东亚饭店春节前供应几天,搞得许多上海阿拉半夜两三点就去排队。

我20世纪70年代在铜川市歌舞剧团的同事陈小光,当年被誉为“钟楼下的雀”。据他回忆:“我家离东亚饭店、解放市场、西安越剧团就几分钟路,从小就吃东亚饭店的甜、咸豆浆,油条,小笼包子及上海馄饨,东亚饭店的炒菜更是色香味浓。”2017年我们相约聚会,他还说:“不知东亚饭店现在还营业吗?这次回去得搓上一顿。”

另外,东大街以上海命名的小饭馆曾经还有两家,一家位于五一剧场旁边的“新上海菜馆”,一家在新华书店背后的平安市场内的“小上海餐厅”,经营的都是有着上海特色的菜肴和各种海派点心、小吃,相对价格比较便宜,光顾的都是居住在此的老上海人。

网友菊园书巢跟贴说:“新上海菜馆,也“叫作上海小吃部的上海小馆子。‘文革’中改名东风小吃部,因为隶属东亚饭店,‘文革’东亚改东风饭店了,他们也跟着改了。小吃部宽约两米,深约五六米,店门约五十公分,进门要下两个台阶。里头卖包子馄饨糍饭,有一款大排面十分了得,一块大肉排在面上复盖,几乎把碗盖严,二两粮票三毛五,可能是当时西安最贵的面了,比泡馍还贵。但味道真正是太高级了,此后再也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面了。”

20世纪50、60年代东大街上有两家食品店,都以卖糕点、烟酒等闻名一时。一家是天生园,另一家便是上海酱园,当然也卖上海风味带点甜的精品酱菜。两家店“从三十年代开始经营,是当时西安市同类商店中最大的两家店。”最先时上海酱园离钟楼近,就在现在钟楼盘道的位置。上世纪50年代初钟楼盘道第一次拓宽,上海酱园因位于盘道以内,被拆迁到靠东一点的新址。我1965年在今天开元商场位置上的钟楼食品店打工时,就听说钟楼食品店的前身是上海酱园。

天生园也是从上海迁来的,开始在钟楼东,路南第一家。有在东大街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天生园”搬到端履门老孙家泡馍馆的紧东边,以后改名为儿童食品店。《西安市志•商业志》“糕点糖果业”还载有“南方迁至西安的大丰园、天生园、上海酱园等。”再有:“西安市儿童食品商店,位于东大街360号。原名天生园酱园,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另外,我记得东厅门中段路南有一家名为天生园的食品工厂,我在钟楼食品店或南门外南关糕点门市部劳动锻炼时到这家厂进过货。

而上海老字号的冠生园,曾经西安的东大街也有一家挂着“冠生园”招牌的食品销售店。

亨得利钟表行,是西安的老字号。1931年,浙江宁波人许庸令先生在南院门购进鼎立商馆铺底,开设“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是西安第一家大型钟表店。我想,这个西安的亨得利,和1915年创办于上海的百年老字号的亨得利钟表店肯定有点渊源。

我中专同学俞唤平回忆:“亨得利钟表店的资方代表姓应,宁波人,他儿子当年也和我一样,分配到安康工作。”

我初中同学陈志强的夫人李粉生,20世纪1985年也在亨得利钟表公司干过。当年亨得利曾一度改名为东升钟表店。李粉生回忆店里老人给她说,“文革”前东升钟表店,叫华美利钟表店,1992年前后改名亨得利的,门牌为东大街376号。店门上还标有“瑞士英纳格表专销维修中心”, 店内还设有电脑验光配眼镜。当年我凡是到东大街路过“亨得利”经常会进去,不为买什么表,仅仅是与李粉生谝一下闲传,顺便问一下配眼镜的事。李粉生回忆店里南方人不少,有上海人,而两任经理都是江浙人。

东大街这一带有不少店都有上海来的员工,例如钟表缝纫机批发部、克利时装店、白玫瑰理发店,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不少企业,如临潼的标准缝纫机厂、西郊远东公司、南郊的风雷仪表厂、蝴蝶手表厂等等,都是从上海支援西北迁来的。

当然了,西迁的工厂、研究院所还有不少上海人。我小学同学黄志伟的父亲,是个高级油漆技师,一月工资360元。当年黄志伟的母亲周仲芸在东大街的新中华甜食店当营业员,记得黄阿姨人洋气,长得像电影院前厅里挂的上海电影明星。

而东大街上照相馆,东亚饭店一层的摄影部,以及大上海理发店都喜欢在橱窗置放上海民国年间电影明星照片,经常吸引路人的眼球。我曾跟着志伟去新中华甜食店吃过黄阿姨给买的元宵。“新中华甜食店”地址在东大街,隔壁是大同园浴池。被誉为“元宵大王”,1988年该店的“黑芝麻元宵”获国内贸易部最高奖“金鼎奖”,1993年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可惜现在找不见了。

上海阿拉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一直很好。有人称赞,也有人贬损。什么:“阿拉上海人,中国的精神贵族,让本地人羡慕嫉妒恨。”“上海人很精明,过日子也很精细,小菜做的精致呢”。尤其是男士爱干家务活,炒菜做饭都有一套,还有的能边走路边织毛线,手指十分灵活。比“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陕西男人强多了。也有一作家写文章糟践道:“上海人买了个卤鸡爪,坐火车能从上海啃到西安。”还有人听不懂上海话,嫌聒噪得很,就说:“上海鸭子呱呱叫。”实际这句俗语从“赶鸭子上架呱呱叫”而来。后来“呱呱叫”演变为形容极好、事干得漂亮。确实上海人聪明能干,干活办事也“呱呱叫”!

那年月,东大街的大上海理发店,演绎着东大街的摩登时代。《西安市志》记载:大上海理发店“位于东大街446号,建于1950年。营业面积500平方米,职工64人,其中高中级美发师27人。一楼经营理发工具、美容仪器、化妆品,二楼为男宾部,三楼女宾部,可同时接待百名以上顾客。”

我小姨的大儿子刘亚非,他媳妇一家是上海人,家中几个人都在大上海理发店干过。我表弟丈母娘叫夏秀珍,1967年工作。我表弟媳妇叫柏雪梅,她告诉我:我妈的师傅叫杭庆龙,是一位理发师。

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上海理发店,那可是门庭若市,进店理发的人一进门就可以享受到一条热毛巾的待遇,无论冬夏,让顾客擦把脸,擦擦手,有一种进了家里的感觉,尤其理发店的杭庆龙师傅,笑容真诚,有好多顾客就是冲着杭师傅的热情而来,进店,可看到中间用格挡将男女部隔开,男部在一进门东西两旁16个液压座椅,明亮的镜子,4个洗头盆;女部东西8个液压座椅,4个洗头盆。再向里走靠西有一个卷发和烫头间,后院大会议室是顾客等待理发排队的地方,前面男部师傅理完一个顾客拉一下铃,后面排队的人就来到男部开理。无论男部、女部,理完发以后理发师傅都会拿出一个小铜镜,在顾客后面可以从前面大镜子看到理完发的发型,顾客满意了师傅才取下围帘用毛巾将脖子里面的碎毛发掸干净,衣服领子翻好,这就是大上海的每一个师傅对待每一位顾客优质热情服务的特点。顾客理完发满意地出门,都会听到杭师傅的“慢慢走,欢迎侬再来!”的送客声。

柏雪梅还说:我妹妹叫柏雪芳,1981年接母亲的班顶替进的大上海,干得很出色,多次参加西安市青年美发大赛,还获过几次奖呢。

再有我姑姑家一位表兄,早在1963年前后就到大上海理发店学理发,所以我经常去玩;我表兄叫徐忠勇,是店里高级理发师,所以我对这家店熟得不能再熟。到了80年代,大上海理发店遭遇过一场火灾。“火烧财门开”火后我表兄就当上了大上海理发店的总经理。那一年,大上海理发店改名为大上海美发厅。我跟表兄开玩笑:你们大上海升为“厅”级,你应当是“厅长”了。引得我表兄哈哈大笑。

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早在20世纪40年代,东大街上的理发店就叫理发厅。曹弃疾、王蕻写于1945年的《西京要览》文中东大街就有“中国美发厅、南京、香港理发厅。”王望写于1940年《新西安》中还说西安“理发馆以东大街开元寺口之香港理发厅,东大街菊花园口之孔雀美容所,……及东大街之‘紫罗兰’为上乘。”而香港理发厅地址在开元寺口,这里也应是大上海美发厅的位置,或者相邻不远。不知这两家是否有渊源。

东大街上的理发业,还有白玫瑰理发店,那可是和大上海理发店并肩齐名,一时瑜亮,领西安风骚,数一数二的顶级名店。

当然,20世纪九十年代东大街上新冒出的理发店有端履门的“钟少白”美发店,以广东时尚独领一时风骚。小理发店也不少,新中华甜食店、少年儿童读物门市部东边还有个小孔雀理发店。

白玫瑰理发店历史悠久,《碑林区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霞飞路白玫瑰理发店技师屠国才在西安大差市口北创办了白玫瑰理发店。次年,上海福西路白玫瑰理发店烫发技师王兆江来西安加入白玫瑰理发店股份,并开展了西安第一家烫发技师服务项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王兆江接收了该店全部股份,到西安解放前夕,已成为配备14只座椅、16名工人、营业面积为80平方米的理发店,在西安同行业中享有很高声誉。”从《碑林区志》记载看,白玫瑰理发店才是从上海迁过来的最正宗的上海老理发店呀!

《陕西省志•商业志》“理发业”条记载:陕西理发业的“名店——大上海理发店、大光明理发店、白玫瑰理发店。”哈哈!三大名店全汇聚在西安的东大街上。大光明理发店曾经位于东大街333号,可惜80年代末,关门改制,散摊了。

有人说这几家理发店把上海的“摩登”带进老西安,但当年也可以说是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进西安。因之当年明文规定禁止女士“烫发”,男士“不理大包头、冲天炮、分头、派克,不许留须,不留鬓角”等等。这在《陕西省志•商业志》中有记载:“1964—1965年,根据商业部(64)商饮服字第019号通知精神,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理发业进行整顿,烫发再次被取消。规定发型必须是‘朴素、大方、整洁、方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左’思想影响停止烫发,男发不理大包头、冲天炮、分头、派克,不许留须,不留鬓角,妇女也多是‘柯湘头’。”所谓“柯湘头”。即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外,准样板戏的京剧《杜鹃山》中的女主角柯湘的发型。

就是到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两年后,改革开放都已开始时的1978年,烫发业务恢复了,但烫发要按统一标准烫,不准私自“标新立异”。烫发对象只限于演出角色需要的演员,以及华侨、外宾和留学生。我们对小小的一个“烫发”,如临大敌般地封杀,如此荒诞,时间从1964年到1978年长达十四年呀!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唯愿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

再说西安市越剧团,创建于20世纪1956年。由陕西省和西安市申请,国家文化部批准,上海市文化局在上海新新越剧团的基础上,又由上海越剧院、上海合作越剧团等16个文艺团体抽调了一批演职人员组建成立。团长高剑琳,副团长许瑞春,演职人员(当时)100余人,行当齐全,阵容整齐。主要演员曹玉珍、姚月红、胡少鹏、刘素素等都是上海及江南一带的著名演员,曾多次荣获陕西省戏曲会演、现代戏会演的一等奖,还获得过全国先进集体和全国“三八红旗单位”等光荣称号,被誉为江南香花北地开。当年不但在西安影响深远,丰富提高了西安的舞台艺术的质量,就是在上海、江浙一带也颇具影响。

越剧,这种属于上海“阿拉”的戏,代表着上海人的精神、气质、神韵,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唯美典雅,风靡世界。

越剧落户西安30余年,也受秦腔等剧种的影响,在剧目建设上很快发生变化,并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参照秦腔名剧《游西湖》改编的越剧《红梅记》,学习秦腔吹火绝技,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使首都专家和观众耳目一新。根据陕西碗碗腔传统戏《万福莲》和秦腔《女巡案》改编的越剧《女皇别传》,于1961年回江南汇报演出,风靡上海。后根据秦腔《夺锦楼》改编的《锦楼奇缘》,移植的秦腔名剧《三滴血》,以及根据同名豫剧改编的《红珠女》等,突破了越剧的传统题材局限,也丰富了越剧原有的表演艺术,受到新越剧观众的欢迎。

30年来,西安越剧团演出各类剧目150多个。有越剧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等,现代时装戏《家》《啼笑姻缘》,创作剧目《唐太宗》《红梅阁》《琼宫恋》等,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剧1956年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导演、舞美、音乐均获一等奖,主演高剑琳、曹玉珍、许瑞春获演员一等奖,姚月红、胡少鹏获演员二等奖。先后到北京、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四川、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巡回演出。

当年越剧团的演员,个个时髦漂亮,这一帮子上海来的“阿拉”中的娘子军,给西安真正带来了摩登。她们列队从东大街上穿过时,会引起路人睁大眼睛尾随围观,当年就让我明白,什么叫惊艳,什么叫吸引眼球。她们形成了东大街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线。

人群中有年轻人伸出大拇指高声称赞,还有说俏皮话的:“越剧团的阿拉演员,脊背后头一望,把人美死咧,前头迎面一瞧,把人爱死咧。唉!一下两条人命。”有的说:“全是清一色,挑梢子的大美人‘页子板’。”什么叫“页子板”?好像是赞美一个人靓丽标致、有如样板的意思,我本来以为是回民话,后咨询一回民同学,他摇头否定,但给我说“页子板”就是20世纪30年代那种被称作老爷车的轿子车车头烤了漆贼亮贼亮的前档板。我小时听过,也不知对不对。

当年我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盯着几个越剧团风姿绰约的女演员一直不放,人家都走远了,他还紧盯着人家的背影在发呆,他一个同伴拿手掌在他眼前晃了几下,说:“咋啦?魂丢咧!吸到眼窝里拔不出来咧!”

“文革”中剧团被解体,后1978年底恢复。1981年剧团以新的演员阵容,新的演出剧目,演遍南京、上海及江南一带。但令人遗憾的是,还是在1987年被撤销而解散了。

因为西安有那么多上海“阿拉”与我们同居一城,让我从小就接受到海派文化全方位的熏陶和影响,拓宽了我的思维意识的境界,摒弃了老陕固有的因循守旧和堕性。当然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我也喜欢上了越剧,包括其细腻如水的柔美,煦风和畅的温润,长于抒情的儒雅,这些越剧独有的艺术风格。因之我也记往了不少越剧名角和优秀唱段,《红楼梦》《梁祝》的王文娟、徐玉兰等。越剧电影至少看过五六部,除过《红楼梦》《梁祝》,还记得有《追鱼》《柳毅传书》《王老虎抢亲》。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陕西省文艺调演,还观摩过西安市越剧团创作排演的越剧现代戏。

西安越剧团虽然解散了,但西安仍然活跃着一大批越剧艺术爱好者,他们自筹资金、设备和资料,于1999年通过西安市文化局审批成立了“西安越剧艺术团”,驻地在西安市案板街,其是否能为西安保留下越剧之根苗,我们翘首以待。

有人拿东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我以为20世纪70年代的东大街已经有了南京路的范儿了,钟楼之东这一段,就是上海“阿拉”的世界,无疑给人们已留下点“半里洋场”“不夜城”“小上海”的感觉。可现在的东大街更现代豪华了,但这种以前独有的味气却变异了。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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