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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红土业余秦剧团始末

2020年01月09日 09:55:40来源:印台区人民政府官网 作者:王雪怀 浏览数:430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铜川市郊区红土业余秦腔剧团,1979年冬筹建,1980年春正式成立,1986年解散。在农村活跃七年中,先后上演古典历史剧15部,现代戏5部,折子戏20多出。在本地和铜川各区、社及关中的蒲城、白水、富平、三原;陕北的富县等地演出千余场,为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活跃山区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显著成绩,赢得了殊荥,多次受到省、市、区的嘉奖。1982年元月,红土公社文化站光荣出席了全国农村文化工作表彰会,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彰,上了光荥榜。这是郊区自1980年组建以来,第一个受到国家表彰的先进集体。

(一)

红土公社的群众文化活动,过去有一定基础。建国后到1965年期间,村村都有社火或皮影戏、自乐班。逢年过节,走高跷、跑竹马、耍狮子、唱大戏,非常热闹。可是,十年动乱中,这些文化活动统统被视为“四旧”“牛鬼蛇神”,不分青红皂白的拭光砸烂了,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被踩在了脚下,无人问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改革,政策深得民心,农民欢天喜地,生产迅速上升,生活也大大改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却仍是一个空档。红土公社辖区大,山区多,仅有一个社办电影队,偏远的山村一年也看不上一场电影。红士镇上又没有剧场,专业剧团更不愿来这里演出。农民白天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晚上只有聊天抽旱烟,生活枯燥乏味。年轻人更是不耐寂寞,没事便找事干,正当的活动没人组织,便三五成群摘歪门邪道,封建迷信活动、赌博、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社会丑恶现象日渐增多。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纷纷要求组织开展农村文化活动。

1979年秋,红土公社党委针对这些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关心农民文化生活等重要指示。讨论中,党委书记王伯才同志说:“农村文化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是我们爱好不爱好的问题,而是党的事业,人民的需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项工作搞好。”公社党委一班人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决定。会后,王伯才、毕宗海(公社副书记)同志了解到,当地有一批小有名气的秦腔自乐班老艺人,又有热心于组织农村文化活动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张思文、项德发等,于是同其他党委委员商量,抽调他们筹建社办业余秦腔剧团。

1979年冬,由项德发(孙家砭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思文(东王大队党支部书记)负责,从各村、各单位抽调秦腔艺人和秦腔爱好者20多人,临时安排在公社机砖厂,又请来铜川戏校教师任存才任导演,边教边学边排戏。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排出了由王秉春、陈玉林、路王虎、梁敏、赵芳娥等人主演的大型历史剧《墙头记》,又排出折子戏《二进宫》《卖女》《三回头》《苏武牧羊》《赶花轿》《哭祖庙》《三击掌》等。经内部验收,认为这些戏思想上有一定教育意义,表演比较成功,能拿得出去。于是,公社党委决定,由公社财政挤出五千元,购买了必要的戏装和舞台灯具。热心的剧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东奔西走,借来了必要的乐器,又自己动手做道具。腊月中旬,一切都齐备了。

公社筹建秦腔剧团,并已排出了戏,准备登合演出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千家万户。红土镇上的厂矿单位的干部居民和农民,都在翘首等待,大家都积极为剧团能早日演出做工作。没有舞合,红土选运区送来了材料,孙家砭、邵家沟队主动出劳力,很快在店子村搭起了简易舞台。

农历腊月二十四,剧团首场演出,红土镇上像过会一样,人山人海。农民群众像旱久了的禾苗,都想美美过过戏瘾。天还没黑,剧场已坐满了人。有不少老年人,不顾天寒地冻,让子女用架子车拉着也来看戏。一连演了四天,场场暴满。腊月二十七,年关将近,放假七天,大家都回去准备年货。正月初五,再次开场演出,盛况仍然不减。业余秦腔剧团初出茅庐,便受到群众的赞誉和支持。公社党委和剧团的同志也受到了鼓舞,决心把剧团办下去。

(二)

1980年元月,公社文化站成立,剧团划为下属单位,亦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项德发任团长,张思文任副团长,党委宣传干部史金彪兼任政治指导员。因剧团现有的20多人年令偏大,又大都是唱自乐班的,基本功差,登台演出有困难。经研究,在本地区新招收20名小学员,剧团驻地也随之迁往公社果园。

公社果园条件很差,40多人都挤住在七孔土窑洞里,三间养貂房改修为练功排练室。演职人员排练之余,还要耕种场里的三十亩土地。从此,剧团走上了半农半艺,自给自足的道路。

演职人员除生产队记工分外,别无报酬和补贴。吃饭还要自带干粮,早上一顿玉米糁子稀饭,下午一顿玉米面饸饹。遇到连阴雨天,偏僻的山上,连盐也买不来。生活如此艰苦,可大家热情很高,练功、排戏从未间断。剧团的那股子热火劲,吸引了许多人。蒲城苏坊秦腔老艺人李天明慕名而来,为剧团执导了《五典坡》《铡美案》两本古典戏。

演职人员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土地有了收获,艺术也结下了硕果。1981年春节,又一次在红土镇汇报演出,仍然是盛况空前,东区五社,乃至白水县的群众,纷纷投亲靠友,来红土镇上看戏。剧团又一次获得好评。

二月,剧团聘请长安联村人高兴吉为导演,又任命王秉春为副团长,再次回到果园,边劳动,边排演。期间,高兴吉执导了《五典坡》后本,赵天保(三原人)执导《玉堂春》,李天德(正石凹煤矿工人)执导了现代戏《梁秋燕》和折子戏《拆墙》。至此,剧团已能演出本戏六个,折子戏14个。公社财政拨款七千元,生产队集资三千元,添置戏装、道具、幕布。李家塔煤矿赠送金丝绒前幕和部分灯具;红星剧院赠送几条幕帘;红土选运区赠送电缆300米,使剧团基本具备了演出条件。秋收后,剧团先后到李家塔煤矿、王石凹煤矿、金华山煤矿及郊区部分公社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场场暴满,名声大震。1981年11月,红土公社文化站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12月,又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公社书记王伯才同志赴京出席了全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文化部奖给红土公社文化站奖状一面,彩色电视机台。1982年元月21日,《陕西日报》报道了红土文化站的活动情况,还刊登了剧团演出的照片。

(三)

 1981年冬到1982年春,公社筹资修建起了露天剧场。为进一步提高剧团的演出水平,铜川市秦剧团派李正光同志来团指导。李老师同演员一起,吃住在果园,精心指导排演了眉户现代戏《六斤县长》、秦腔古典戏《状元与乞丐》、折子戏《杀狗劝妻》《换公婆》《断桥》等。春耕大忙过后,赴肖家堡公社演出三天。

适逢阿庄物资交流会,邀请剧团助兴。在阿庄连演15天,场场拥挤不堪,再次受到群众的赞扬。1982年5月初,铜川市农村文化工作现场会在红土公社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剧团驻地公社果园,其艰苦创业精神使大家深为感动。剧团为大会汇报演出了折子戏《拆墙》《换公婆》《杀狗劝妻》和自编快板《党为农民架金桥》、清唱《文明礼貌遍山乡》。这些节目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上,均受到会议的肯定,认为剧团不仅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而且在宣传党的政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演出结束后,市委副书记张超夫,市宣传部副部长周铁山,市文化局长刘焰、副局长赵双明,郊区区委书记谭炳勋、副区长邵振民,市艺术馆馆长严志超等接见了演员,并一起照了相。市广播电台记者撰写的《泥土芬芳遍山乡》——红土业余剧团纪实专题报道,在铜川《群众文化》上刊出,并在市电台广播。

会议结束后,市文化局根据剧团水平,颁发了演出许可证,准许其对外营业演出。剧团即整装出发,赴东坡煤矿及白水县林皋、大杨两地演出30余场,营业收入近千元。

1982年秋,剧团演出归来,仍回果园休整排练。公社对团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项德发仍任团长,党英杰任业务团长,王思琦任副团长。由高兴吉执导,新排古典戏《安安送米》和《洪洋峪》两本。

1983年春,剧团由半农半艺转为专业演出团,先后到白水县的云台、大杨、杨下;蒲城县的大孔、苏坊;富平县的薛镇、美原、流曲、老庙、道贤镇、淡村、雷村及三原县的陵前等地演出一百多场,并利用演出之余,新排历史剧《三休樊梨花》《海棠案》《闯宫抱斗》《八件衣》。由于演出有收入,演职人员均改为工资制,最高月薪45元,最低15元。公社财政每年拿出五千元,作为剧团补助工资,以弥补收入不足。

 圆团固定资产约三万元,戏装、道具、灯光等设备亦比较齐全,并添置了电化铝条幕、纱幕、大提琴等,增强舞台效果。此时,业余剧团的设备及演出水平,已相当于县剧团。

1982~1983年,农村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全面推行。剧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自编自演了《党为农民架金桥》《文明礼貌遍山乡》《王银宗教子》、《登记站上》等小节目,加上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现代戏《六斤县长》《梁秋燕》《拆墙》《换公婆》和古典戏《墙头记》《状元与乞丐》等,先后共演出300多场,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受到了各级党政部门和群众的好评。这也是红土业余秦剧团受群众欢迎的根本原因。

(四)

1983年7月,由市艺术馆、市豫剧团有关人员引荐,原三原县剧团导演邓向君来红土剧团。邓是科班出身,很受器重,便任了团长导,高兴吉任副导演,项德发、党英杰改任副团长。邓一上任,即将红土业余秦剧团更名为红土文工团,下设业务、总务两个股,并建立健全了考勤、排练、生活、演出、财务制度。经过一个半月的整顿排练,九月中句,应遗赴富县物资交流会演出。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因雨阻隔半路,三天后又折回,花去路费近千元。邓锐气大减,托病回三原。剧团由项德发负责,临时转点陈炉,值秋雨连绵,时演时停,收入很不景气。11月,又赴广阳物资交流会演出,邓又回团工作。12月,红土物资交流会上,特遨著名演员,耀县剧团青衣张惠霞搭台演出。几次演出中,邓均以专业剧团水准要求,管理主观武断,又方法欠妥,使团内矛盾加剧,多数演员情绪低落,演出收入明显下降。公社财政补贴又不能及时兑现,剧团陷入了困境。演员多系当地农民。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一些主要演员觉得心情不畅,家里又缺劳力,便要求回家务农,纷纷离去。到1984年春,因只剩下部分学生,已无法演出,邓被解雇。

剧团已濒临垮台,怎么办?乡党委研究,认为不能散,否则,空负红土人民厚望,决定坚持办下去。于是,重新调整人员,由项章纪任团长,王秉发、孙志杰任副团长,聘请长安人杨某为导演,在长安、高陵、蓝田、富平等地招收演员十多人,重新排演了《黑叮本》《辕门斩子》两本戏,辗转富平、蒲城、白水等地演出,维持生计。1984年12月,剧团由富平淡村转点陈炉,适值大雪封山,看戏者很少,勉强演出七场,收入连生活也保不住,经请示乡领导批准,剧团放假。外地的演员都走了,留下本地部分演员,排练了《开戏锣》和《瓜客外传》两出小戏,参加市首届业余群众文艺调演,《开戏锣》剧组获优秀调演奖。

调演结束后,演员也放了假。杨建周被富平县剧团招聘;张海侠、杨艳丽去了宜君县剧团。轰动一时的红土业余秦剧团,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上演了

1989年春,红土乡政府根据群众再三要求,由新任文化站长王金狮负责,再次组建秦剧团,请回剧团部分演职人员,又从长安、富平等地招聘演员十余人。新团由高兴吉任导演,王金狮任团长,项小明、陈玉峰任副团长。排练两个多月,四月到白水县的尧禾、石马、收水等地演出。终因困难重重,于六月份再次解散。

红土业余秦剧团生存七个春秋,经历了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它在我区文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材。它的兴衰,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后创办农村文化事业的一面镜子。今日农村,农民依然盼望有这么一支文艺演出队伍。红土业余秦剧团当年的盛况使人留恋,红土镇及其周围的群众是不会忘记它的。

1989年10月

 (原载于《铜川郊区文史》第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川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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