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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2020年10月01日 21:13:40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古史微 浏览数:550 责任编辑:秦岩总编

一、坐姿的分类:从“孟子休妻”说起

孟子休妻,是在礼仪文化学习中常被提及的一个案例。这则故事说,孟子的妻子因独自踞坐在家被刚回家的孟子看到,孟子便欲休妻。孟母问明原因,反斥孟子无礼。原因是孟子入门而不打招呼,入室而声不高扬,入户而目光不低垂,从而使其妻的踞坐之姿暴露于外。这则故事出自《韩诗外传》第九卷,原文如下: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孟子休妻(图源:新浪)

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1]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踞坐常被视为一种无礼行为。如《荀子·修身》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杨倞注:“夷,倨也。”[2]《说文·人部》:“倨,不逊也。”[3]而孟子休妻的故事则表明,踞坐是否应被视为失礼,实则需要联系具体的时空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礼的字形演变(图源:国学大师)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渊源甚古。在殷墟甲骨文中,“礼”字被用于表达敬神祝福,与祭祀仪轨有关。进入春秋时期,礼的意义逐渐演化为规定社会行为的制度和道德规范,其核心意义得到了扩大。这说明讨论“礼”的内涵,确实需要先搞清楚“礼”所处的历史时空。现在,我们专门就古代坐姿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成人礼(图:biketo)

古代坐姿名目繁多,按是否使用到礼仪制度,可将之分为两类:一类为“礼坐”,指合于礼仪的坐姿,比如安坐、跪坐、跽坐等。这类坐姿主要应用于需要使用到礼仪的场合,如祭祀、宾主交往、朝会、宴享等。另一类为“夷坐”,指日常随性的坐姿,如蹲踞、箕踞、夷踞等。这类坐姿主要应用于日常休闲以及私人空间,比如山间垂钓、林间小憩、居家闲坐等。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竹林七贤图(图片来自网络)

二、礼坐

礼坐包括安坐、跪坐、跽坐等多种坐姿,其主要区别如下:

(1)安坐。安坐为常礼,其特点是身形端正而不偏倚。经传中单言“坐”字时,多指安坐,如朱熹《跪坐拜说》云:“古人之坐者,两膝着地,因反其趾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4]此即指安坐,又如《庄子·说剑》:“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安坐又称“妥坐”,如《仪礼·士相见礼》:“凡言,非对也,妥而后传言。”郑玄注:“妥,安坐也。”[5]安坐因其身形端正,故又称“正坐”,如《庄子·庚桑楚》:“南荣趎蹵然正坐。”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妇好墓安坐玉人像

(2)跪坐。跪坐的特点是股不著于脚趾,故跪坐较安坐更显恭敬。《礼记·曲礼上》:“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孙希旦注:“坐与跪皆经两膝着地。直身而股不着于趾则为跪,以股就趾则为坐。坐所以为安,跪所以为敬。”[6]跪以危取义,故又称“危坐”,如《管子·弟子职》:“危坐乡师,颜色毋怍。”[7]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三星堆跪坐人像(K1:293)

(3)跽坐。跪坐时,腰未必皆耸直;腰若上挺,则称跽坐,亦称长跪。《说文·足部》:“跽,长跪也。”[8]跽字以忌取义,忌有警示之意,故《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樊哙带剑而入时,项王亦“按剑而跽”,《索隐》注“跽”字:“其纪反,谓长跪。”[9]跽坐用于行礼时,则可进一步展示谦恭的态度。如《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王见范睢时说: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10] 

此三跪而后跽,《史记·范睢列传》引此作四跽而其意略失[11]。

三、夷坐

夷坐属于在日常生活中比较随性的一种坐姿。在不需要使用到礼仪的场合,夷坐并不存在失礼的问题;而在祭祀活动中,人需要保持庄重。在这种情况下,散漫的“夷坐”则显然属于失礼行为。夷坐的常见坐姿有如下几种:

(1)箕踞。其特点是臀部在地,其足或展或盘,如箕之形。《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秦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倚柱而笑,箕踞而骂。”鲍彪注:“踞,坐,展两足如箕。”[12]《庄子·至乐篇》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玄英疏:“箕踞者,垂两脚如簸箕形也。”[13]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庄子鼓盆(图片来自网络)

“箕踞”亦写作“箕倨”,如《史记·游侠列传》说:“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箕踞者乃肉袒谢罪。”[14]亦作“箕坐”,如《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五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颜师古注:“箕坐,谓伸其两腿而坐。”[15]亦作“箕股”,如《三国志·管宁传》裴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16]亦单作“箕”,如《礼记·曲礼上》说:“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郑玄注:“皆为其不敬。”孔疏:“坐毋箕者,箕谓疏展两足,状如箕舌也。”[17]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秦代箕踞陶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2)蹲踞。其特点是足底着地,而下臀耸膝。《淮南子·说山训》:“蹲踞而诵诗书。”文献亦作“僔夷”。《白虎通义》云:“夷者,僔夷无礼义。”[18]亦作“蹲夷”,如《新书·等齐》说:“织履蹲夷。”[19]《后汉书·鲁恭传》:“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李贤注:“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无礼也。”[20]亦作“蹲跠”,如《鲁灵光殿赋》:“欲负载而蹲跠。”[21]《广雅·释诂》云:“蹲、跠,踞也。”王念孙疏证:“跠通作夷。”[22]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田间休息的农民(图片来自网络)

除蹲踞和箕踞外,夷坐还包括其它不用于礼的各类坐姿,其名或称“夷踞”,如《后汉书·郭太传》:茅容“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李贤注:“夷,平也。《说文》曰:踞,蹲也。”[23]或言“夷居”,如《墨子·天志中》引《泰誓》:“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江声云:“夷居,倨嫚也。”[24]《非命上》引文又作“夷处”。或单言“夷”,如《论语·宪问》:“原壤夷俟。”马融注:“原壤,鲁人,孔子故旧。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25]或单言“踞”,如《韩诗外传》:“孟子妻独居,踞。”

与“礼坐”比较,夷坐的突出特点是不需要后天学习调教。由于夷坐时肢体自然放松,人处于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因而,夷坐在古代也往往具有反礼教的意义。如唐子西《箕踞轩记》说: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李白醉酒图(图:东方网)

箕踞者,山间之容也。拳腰耸肩,抱膝而危坐,伛偻跼缩,其圆如箕,故古人谓之箕踞,便于赋诗,便于阅书,便于长啸。其势如蹲猿,如投竿而渔者,盖长松之下,滩石之上,放然不拘礼法者之所为也。以之事上则不恭,以之临下则不庄,以之待贤则有所不可,以之遇众人则有所不敢。故古之大夫矜名检饰边幅者,皆鄙而不为。[26]

四、总结

对于箕踞类的坐姿,古代经学家多视为不敬,而对之持一种贬抑态度。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近代不少学者把甲骨文中的“尸”字(即传世文献中的“夷”字)也解释为箕踞形的人。然而,从《礼记·曲礼》的记载来看,“坐如尸”和“坐毋箕”对比强烈,这说明把对箕踞的贬抑态度带入商史研究未必符合事实。礼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判断一种坐姿是否属于失礼,显然首先应当注意礼文化具有的时代特征和其所依存的空间。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殷墟侯家庄蹲坐贵族石雕像

就时代特征而言,从考古材料看,在礼文化没有兴起乃至礼制文化没有对坐姿做出规定之前,任何坐姿都不存在失礼的问题。比如殷墟时期虽然已经出现跪坐,但当时的蹲踞和箕踞人像却远多于跪坐人像。李济先生便指出:“说蹲居与箕踞不礼貌,显然是周朝人的观点;尚鬼的殷人,在‘祝’的制度极度发展时,似乎也没有鄙视蹲居。”[27]

就空间标准而言,礼制文化在兴起之初就与上层社会的祭祀制度有密切关系,而这些礼仪制度与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却是有距离的。《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讲的正是这个意思。因此,把礼的观念扩大到所有场合,这不但容易造成对礼文化的误读,也容易导致对人类天性的压制,而且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得很好实践。比如,《郭太传》中的茅容在田野中与农夫对坐时仍保持危坐,这不能不说就是一种刻板和僵化。

箕踞不代表无礼:从“孟子休妻”看坐姿中的中国礼仪文化

古代婚姻礼仪(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在儒家崇礼文化的浸染下,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比如婚丧嫁娶等)都有了繁缛的规定,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大多数老百姓仍然不可能都一一去了解。因此,后来才会有了专门从事礼仪的人来主持这些事务。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韩诗外传》,中华书局1980年,第322页。

[2] 《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23页。

[3] 《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第7993页。

[4] 《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90页。

[5] 《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6]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3页。

[7] 《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145页。

[8] 《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第2710页。

[9]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314页。

[10]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4-185页。

[11] 《史记》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2406页。

[12]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39、1141页。

[13]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614页。

[14]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6页。

[15]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82-83页。

[16] 《三国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59页。

[1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8年,第1240B-1240C页。

[18]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14页。

[19] 阎振益等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46页。

[20] 《后汉书》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876页。

[21] 《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 219页。

[22] 《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第98页。

[23] 《后汉书》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2228-2229页。

[24] 《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206页。

[25] 《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26] 《全宋文》第14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27] 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3年,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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